【當代冒險】文化觀察家詹偉雄談冒險的社會意義

幾乎所有參與冒險的人，相信都同意：在自然中冒險，對於個人具有重大意義。冒險使人回到一種原始的狀態，透過自己全身的肌肉與關節，加上一點點必要的急中生智，人們在危險中重新認識了自然，也開發了自己。原本，我們在城市中生活，遵循著例行公式般的應對進退，來到野外，一片懸崖或一陣大浪，立刻讓我們活了過來──冒險，讓生命長進，雖然有時，它的確讓人付出巨大代價。

那麼，冒險者進行冒險，對社會有無意義？

長年以來，絕大多數台灣民眾，對冒險者的冒險，非但認為不具意義，而且常常嚴加指責：冒險者受傷甚或失去生命，會對社會紐帶第一線上的親人，帶來生活與情感的衝擊與創傷；冒險者失蹤、身亡或受困，往往必須啟動公眾救援體系，花費巨大成本。

但在視冒險為日常的歐美，他們卻認為冒險具有強大的社會意義，不只冒險是民族國家組成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成分，而且，冒險還是文明能夠進步的重大推手，冒險者跨過習以為常的安全邊界，向陌生地突進，一點一滴，我們才逐步明朗了地球今日的面貌。

在歐美的教育體系中，他們相信孩童在自然中砥礪出的勇氣與解決問題的精神，可以延伸到成年以及非自然的人文世界。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在上個世紀中獨排眾議，強調社會變遷過程中經濟成長的動能，是來自一群不守成規的創業家所作出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而不是傳統經濟學著重的非生命元素。

十八世紀啟蒙年代之後，哲學家康德對啟蒙實踐的呼籲：勇於求知（Sapere aude!），幾乎成為歐美社會的人生圭臬，從某個角度看，這句格言也指出了冒險對於個人與社會的最大酬償，在於一種得到新知的滿足，以及隨之而來的奮進感（endeavor）。

庫克船長在1768年至1771年執行第一次太平洋探險任務的三桅帆船，名字就叫「奮進號」，1992年至2011年服役於太空軌道的太空梭，也叫做「奮進號」。庫克船長回到倫敦所出版的遊記，成為風靡全英的暢銷書，其中「獵奇」固然是重要吸引力，但人人得在掩卷之後，對生命油生出一種「有為者亦若是」的奮進感，更能夠叩響那個壯闊年代對個人的召喚。

那麼，為何唯獨台灣對冒險懷抱全然負面的見解？首先，多年的戒嚴，積澱了深層的恐懼，在戒嚴令貫穿的年代裡，不僅大山與大海都遭到封鎖與阻絕，而且連人心都將野性的自然想像成罪惡或危險的淵藪；其次，近半世紀的製造業工具理性價值觀，限縮了社會的人生想像：冒險讓個人遭遇危險，連帶也為集體生產線上的工作成果帶來風險，為了集體的福祉，個人應該完全避免自私享樂式的冒險。

有趣的是，正是在台灣陷入發展的泥沼，裹足不前之際，冒險，逐步以一種全新的姿態，闖進台灣的社會論述中。我們繞了一個歷史的小彎後，終將接手奮進的使命：當每一個冒險者歸來，寫下他如實的故事，就引動著更多的冒險者出發，我們不一定能迴避死亡，但更能享受新生的歡暢，這就是冒險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