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蔣勳：回看25歲的自己，感謝那時在巴黎

73歲的蔣勳散發著智慧與溫潤，回首近半個世紀前、自己25歲時的狂狷年代，彷彿夢一般，那是「流浪、反體制，追求一個說不清楚的自己」。

啊～巴黎

那是1972年的10月，蔣勳在松山機場告別哭得像生離死別的父母，經香港轉印度航空到德里，再飛倫敦轉巴黎。那個年代的辛苦旅程，漫長的40小時，青年蔣勳到了巴黎，從而影響了一生。

海明威曾說過：「如果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巴黎將永遠跟隨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蔣勳說，現在懂得這句話了。

剛落地的蔣勳婉謝接機同學說先休息的建議，直奔艾菲爾鐵塔，在黃昏時拾級而上，一面爬樓梯一面喘大氣，看到腳下的巴黎一直在變、塞納河愈來愈遠，初來乍到的巴黎新鮮人愈來愈興奮，到了頂端，彷彿對著19歲時也在巴黎的畢卡索，蔣勳說：「巴黎，我來了。」

「那是25歲才會做的事，現在覺得好瘋狂，可是真是開心。」蔣勳常常跟朋友說，一生一定要走一次上艾菲爾鐵塔，走的，不是搭電梯，因為這個城市太特別。

巴黎美，但蔣勳認為不只是建築或人美，還有一種「自由」，尤其對那個年代從台灣出去的孩子衝擊更大。他記得，當他打開行李箱，發現父親替他準備了60把牙刷，媽媽則把各色縫衣線捲在紙上，教他如何補破衣。

走過戰亂年代的父母，擔心著遠行的兒子。而年輕的蔣勳走進巴黎，突然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嬉皮後期的年代，所有年輕人自在做自己，他忽然覺得可以為所欲為，想在塞納河邊睡一個晚上就去睡，或者像他的同學那樣，在歌劇院的樓梯上醉倒了，早上揣著好多法郎醒來，估計是潦倒形狀招來的施捨。

蔣勳說：「這些事情，25歲不做，以後也不會去做了。真的就是25歲，因為那時的你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丟掉。」

革命的年代

巴黎從1968年開始常有學生運動，蔣勳1972年在那裡上課時，還常聽到爆炸聲，仍然是一個不穩定的時代。他原本嚮往巴黎藝術學院那些古典的希臘雕刻與建築，一見卻嚇一大跳，每座雕像上都被紅油漆噴上「révolution」（革命），打破了他對巴黎古典美的所有想像，但是後來的他，很感謝那時候。

蔣勳回憶，當時的「革命」，是帶有「推翻一切」的意義，顛覆所有權威，沒人在意讀書、考試或學位，年輕人都在流浪，在街邊抽大麻、喝酒，滿街都是韓波（Arthur Rimbaud）的照片，那個17、8歲寫詩名動巴黎的詩人，名句「La vie est d'ailleurs」後來成為米蘭昆德拉小說名字「生活在他方」。

這個標語至今在巴黎街頭還常得見。蔣勳說，「La vie est d'ailleurs」指的是「生活還有其他樣貌」，人可以有別的方式活著。

巴黎這樣的反叛精神，從19世紀末的叛逆、波特萊爾的叛逆、韓波的叛逆、高更的叛逆，累積下來，是值得反省跟思考的東西。蔣勳說：「我到今天，身上還都帶著這個，所以我感謝我的25歲，因為在巴黎。」

去冒險吧

在張揚著革命熱血氣息的巴黎，來自台灣的乖乖牌還有所顧慮，不太敢走出去。於是老師不同意了，來巴黎半年，怎麼可以不出去走走？

這位老師從巴黎開了一天一夜的車，將蔣勳載到了瑞士邊界放下。那裡有許多年輕人在路邊舉著大拇指搭便車。

老師說：「你要寫米開朗基羅，你怎麼可以不在25歲時，在他的雕像前面痛哭失聲？如果沒有這種感覺，你不要寫米開朗基羅。」蔣勳聽到了，他真的自己去到了佛羅倫斯，在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前、四件奴隸雕像前，痛哭失聲。

當他在雕像前流淚的時候，有一個老先生拍拍他說：「我年輕時候也做過這件事。」蔣勳發現，這就是他的快樂，是巴黎，讓他敢於走出去。

那時的他，像許多窮學生窮旅行一樣，一點點現款要塞來塞去，與一群人住在青年旅舍大通鋪裡，看著日本人脫褲脫鞋找藏到不知去向的現鈔、和志同道和的朋友同行一段，「人生是一個很長的旅途，其中一段會有人陪你走其中的一段，他們跟你分擔路上的孤獨、憂傷，也分享某些快樂。」

蔣勳記得在那第一次的搭便車經驗裡，老師其實躲在一旁，看著這羞澀膽怯的台灣學生，攔下一部車就立刻鑽了進去。而蔣勳也的確不擇對象地搭到一名酒鬼的車，卻又成了一段特別的回憶。

那是一位在瑞士工作的威尼斯人，周末開車返家，一路醉醺醺地為第一次載到的東方人，說著漢尼拔大將、拿破崙的故事，背景是超大聲量的歌劇。

酒鬼和東方學生，在酒氣與歌劇聲中交流，司機興起，主動提議帶著蔣勳到威尼斯，可是米蘭就要到了，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在等著朝聖者。蔣勳在交流道下車，哼著「離家五百哩」，翻著地圖找最近的青年旅社。

「忽然覺得自己膽子好壯，就是真的走出去了，以前所有的恐懼、爸媽講的那些危險，原本都在腦海裡面，但一旦走出去，就不怕了。」蔣勳在義大利待了一個月，從米蘭、威尼斯，到帕都瓦去看喬托的畫，到佛羅倫斯、再到聖方濟的家鄉阿西西、那不勒斯。

那次之後，蔣勳沒事就站在交流道搭便車，別人身上掛的都有明確的目的地，只有他寫「N'importe ou」（哪裡都可以）。外國人很好奇，蔣勳就說了柳永的故事：「今宵酒醒何處？」

那是千年前、東方版的流浪。

落在巴黎的金幣

如青春之一去不復返，蔣勳後來重回巴黎，感覺也不再相同，藝術學院變得好乾淨，每座雕像都洗的乾乾淨淨，黑黑的聖母院也亮麗了，一切都優雅起來，「我在想，我是不是很幸運，是在72年到76年在巴黎，那個年代的城市是那樣的一個城市，所以我也帶著那樣的記憶回來。」

現在再回巴黎，他還是像當年那樣，買一瓶紅酒，穿著夾腳拖，就跑到塞納河旁邊，枕著一本詩集、或許睡一個晚上。那些荒唐的25歲、反體制的革命年代，是蔣勳經歷過的巴黎。

有人問他，為什麼老要回巴黎？蔣勳說：「我不是回巴黎，我是回到我的25歲，我有一個一直握在手裡的金幣，還掉在街角，我想去找回來。」

嬉皮與革命的年代不再，現在的25歲年輕人，可以帶著「金幣」到哪裡呢？蔣勳說，現在的年輕人很有主見，很知道要做什麼，「如果不知道，那也就算了。何必要救一個25歲還要爸媽在旁邊嘀嘀叨叨的人？」

所以，年輕人，試著自己走出去，否則蔣勳會說：「爸爸媽媽在旁邊的25歲，不叫25歲，你根本已經死定了。」

◎ 責任編輯：翁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