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子創新執行長張培仁：我就任性地做自己，所以我擁有快樂的青春

1986年底，張培仁為黃韻玲的唱片《憂傷男孩》寫了這段文案：「靈魂的聲音用搖滾伴奏；古典的手狙擊年輕的藍調。紐約懂，西門町懂嗎？」

解嚴還不滿半年，人們還在習慣沒有束縛，這樣不循規蹈矩的文字引起注意。事實上，當年那個年輕人，從來也不循規蹈矩，走不了「求學就業娶妻生子升官發財」這個套裝行程，搖滾青年有他的熱血實踐。

搖滾是迷惘中的那道光

現在的張培仁，有著滾石集團策略長、魔岩文化創辦人、經歷滾石盛世、辦 StreetVoice 網站及台客搖滾、簡單生活節等一系列亮眼的履歷。而這一切的源頭，只是一個熱愛搖滾的高中生。

張培仁的青春期還在戒嚴時代，軍人家庭又管得嚴，幸而父親喜歡京戲、母親喜歡歌劇，所以他從小就受到影響，高中時更一頭栽入搖滾樂的世界。「我在求學時代是很失敗的學生。」張培仁承認，不只成績不好，高中還被開除，家裡只好找家教，老師都好，就這學生有點難搞，「沒辦法，所有課本發下來第一個星期，我就很有樂趣地看完了，之後要我為考試唸書，我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眼看這學生滿腦子幻想著各種亂七八糟的事，又對文學、音樂有興趣，於是高一時的一位家教送他一套黑膠唱片，第一張就是巴布迪倫《Freewheelin》，還有 Led Zeppelin 第四張《Stairway to Heavean》，Deep Purple、Golden Lightfoot 到 The Byrds、Pink Floyd《Wish You Were Here》，全是經典。

「我一下子就著迷了。」張培仁說：「在搖滾樂裡看到西方年輕人做的東西這麼光采亮麗、這麼想像力豐富，可以隨著意志去創造各種有趣的東西，為什麼我的生活是黑白的、這麼壓抑的？為什麼必須走所有人都走的一條路？」

張培仁就記得小時候父親罵他：「全校的人都這樣，你為什麼不這樣？」他頂嘴：「因為他們都錯了。」

在那樣壓抑的時代裡，想太多的年輕人在搖滾樂裡找到知音與同好。張培仁高中畢業後，就和同學開了一間唱片行「星塵」（Star Dust），只賣黑膠、搖滾樂唱片。

生意不太好，但結交了很多好友，又常常泡在 Rock City Band 外交樂團的吉他手暨團長崔可銓開的常新樂器行裡，張培仁浸在搖滾裡，但不知道未來有什麼。

悼祭殞落的偶像約翰藍儂

他先等來了約翰藍儂的殞落。這位在一代搖滾青年心中，光是一首〈Imagine〉，影響力更甚於 Paul McCartney 的人物，1980年12月8日，在紐約寓所前被槍殺了。

「那個時代，disco 已經慢慢興起了，搖滾青年對那麼娛樂性的內容是不舒服的，覺得時代變了，社會怎麼會走進這麼繁華若夢的場景裡。」因此約翰藍儂太具意義了，他的死太震憾了，第二天早上，張培仁和朋友聚集在常新樂器行門口，決定：「我們要為搖滾樂做點事。」

一個朋友先去隔壁的國畫店買了宣紙、毛筆跟墨，寫了大大的「悼」及「Do you still get "imagine" up there, John Lennon?」（你在那邊還能夢想嗎？）裱好掛起來，前面放一張約翰藍儂的黑膠唱片。

常新位在和平東路上，靠近師大，附近有很多外籍學生，於是路人經過，就一起插香拜約翰藍儂。張培仁回看自己的熱血：「很蠢。那時我才18歲。」

為搖滾而辦的Taipei Jam

不只是一群東方滾青的中國式悼祭約翰藍儂，這群年輕人還想為搖滾做點事，至少，為樂器行裡那個有才華的年輕樂手開創一點希望的光，否則這樣的樂手，在那個時代，最後都跑去酒廊打工、做娛樂性的音樂或翻唱。那個樂手，是後來的名吉他手江建民。

那要做什麼？幾個年輕人決定，來做音樂節吧。仿南加州的 California Jam 即興演出，辦一場 Taipei Jam，這個活動辦了六屆，很可能是台灣最早的音樂節。

第一屆，同時在聯勤外事處打工的崔可銓出錢，以較便宜的價格租到聯勤的 ballroom，也就只能容納兩、三百人，就請樂團來演出，賣票。

張培仁回憶那個小小的舞台，江建民可以大展才華了，崔可銓的團也表演了；The Minus One Band 裡，年輕的鈕大可拿著貝斯飛來飛去；去年過世的 Rashid 也在，他是 ATOZ 愛突擊的吉他手。大多數人都是做老搖滾，只有一個團做 new wave，主唱是庾澄慶。演出結束後，有個團的貝斯手衝過來抗議未受邀，那個人叫劉天健，後來的華納和索尼唱片主管。

前四屆還是小場地，到第五屆，這群年輕人中的大姐李美寬提議擴大規模，她加上張培仁、陳端端組成核心團體「Yellow Submarine Association」（YSA，黃色潛水艇聯盟），規畫在南海路公賣局體育館舉行，那一屆是鈕大可出錢。

可是YSA想要做更多，所以要更多經費，不夠怎麼辦？幾個人袖子一捲，去榮總地下室去賣血。

在那個賣血還合法的年代，O型血一袋3,000元。有夥伴抽半天抽不到血管，痛得哭，張培仁就說：「不行！為了理想，要堅持住。」

為了籌款，這群人還到公館夜市賣自己絹網印的T恤，那時也沒有版權概念，就把他們喜歡的國外樂團標誌、標準字弄出來。但張培仁笑說：「我們喜歡的團很冷門，大概只有Bob Dylan可能知道的人多一點。在路邊賣著賣著，下雨了，絹網印的，全部糊掉、一塌糊塗。」

當然也要印海報去貼，聽說清潔隊是以「撕掉一半以上」作為罰款的證據，高頭大馬的張培仁就讓夥伴陳端端站在背上，把海報貼高一點，「回去好得意說清潔隊撕不到，結果大家說，你傻啊，貼那麼高，誰看得到？」

但這些貼海報的經驗，後來在做陳昇《擁擠的樂園》專輯時，張培仁帶著同伴，分成多支小隊，一人發一桶漿糊，一夜之間把全台北貼滿海報，尤其是把漿糊黏好黏滿，無法撕掉半張做證據，那是他在18歲時學到的本事。

一腔熱血遇當頭打擊

幾個年輕人為搖滾灑熱血，用盡辦法上街賣票，終於將2,000多人的場子塞到爆滿。

因為這次辦在周末，參加的音樂人多半晚上還有演出打工，演唱會只能辦在下午，幾個年輕人在演出前一天才發現，窗戶透光，太亮了，這樣的效果不對。於是立馬去租喜宴用的紅布，幾個人連夜用圖釘釘滿四牆的紅布，釘到手破紅腫。

演出當天有颱風，可是人都進來了。演出很精彩，舞台上有後來的發片歌手楊黎蘇，現在的福茂唱片老闆張耕宇也跟江建民組了一個團，唱 Aerosmith的〈Dream On〉、Axe 的〈Battles〉。而台下的幾個人熬了幾天幾夜，第一次辦成了2,000人的場子，累、但是興奮。

後來聽說張爸爸戴著帽子、穿著風衣，像特務一樣到了現場。「我來看看我兒子在幹嘛。看完這個，我好像做了一次身體檢查。」張爸爸說：「看完你們這個，我沒有得神經病、心臟病，表示我很健康。」

張培仁笑說，這是老一輩的人對搖滾樂的看法，但因為爸爸小時候也愛聽京戲，所以能理解兒子對愛好的狂熱。真正讓張培仁錯愕的是第二天某報記者寫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搖滾樂如洪水猛獸，一堆年輕人在裡面烏煙瘴氣，此風不可長」。

「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很大。在那個時代，一群年輕人做自己喜歡的事，歷經千辛萬苦但開心地去完成它，可是在大人的眼裡，那是墮落的、罪惡的、反叛的。」張培仁說：「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這輩子做很多事、讓我明白很多事的起點。」

到第六屆，是跟台大視聽社合作，辦在台大體育館，當時的視聽社長是陳儒修、副社長是韓良憶，該屆的主辦是楊威力，當時幼獅電臺的主持人，其中還有一位是後來Roxy餐廳的老闆凌威。那是一群熱血青年在一起做搖滾樂的放意年代。

被羅大佑震撼的播音兵

但其實，這群人的共通點是，都有點無法融入主流道路。「那個時候只是因為自己喜歡，可是做的時候會問很多為什麼？為什麼我跟別人不一樣？為什麼想做這個？到底在想什麼？但我自己也不知道。」帶著這些問號，張培仁當兵去了。

張培仁是政戰士、播音兵，每天就放音樂，而那時，羅大佑的《之乎者也》出來了，對他來說，這是件影響深遠的事。

張培仁說，第一是羅大佑是首位音樂裡帶反叛性而且可以出版的作品，他寫社會現象，樂句的走法、音樂的編排，都是搖滾樂的基調；第二是現今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當時是《之乎者也》的企畫，做了整版的羅大佑音樂的評析。

張培仁說，過去只看到西方有音樂相關論述，台灣沒有流行樂論述，只有校園民歌運動、鄉土文學運動或陳達北上曾激起討論，但直到詹宏志寫羅大佑，才真正出現對一張唱片產生一套論述，而且完整說明它的詞句、影響、跟社會的脈絡關連。

《之乎者也》對張培仁的影響是雙重的，「一個是他的音樂本身在當時的確是開啟了新的領域，另外一個就是宏志的論述，讓我們發現到，我們的音樂也可以被解讀，也可以有價值。」

於是年輕的播音兵在部隊每天放〈未來的主人翁〉，放到政戰部主任把他叫去罵：「你飄來飄去，要飄到什麼地方去？」

社會與校園新鮮人

退伍後，總胡思亂想、天馬行空的張培仁短暫到一家漫畫公司做編劇，後來又為《世界電影》雜誌寫文章，偶爾去當劇務或執行製作助理，或餐廳秀去打打光、裝燈。

有一天，陳端端通報滾石在徵文案，張培仁似乎找到了他想要的工作。面試後，第一個任務是編《滾石雜誌》，他興奮地連夜寫完了整份報刊般的所有文字，交稿後獲得讚許，又拿到李泰祥演唱鄭愁予詩作《錯誤》的黑膠，被叮囑回家聽聽看、想想看。

等到企畫會時，新人張培仁被總經理段鐘潭點名發言，他呈上連夜寫的企畫案，「聽完之後，段先生就吹著口哨走了，過一會他回來就說，你負責。」剛進公司半個月的新人負責。

興奮得不得了的張培仁卻在此時碰到一個大挑戰：「我爸突然打電話來說，兒子你考上了，7年之後終於考上了。」板橋的藝專，現在的台藝大。

看在老爸殷切期待的份上，張培仁跟公司協調只上半天班，展開了淡水租處、光復南路公司、板橋學校三地轉的生話。因為他老是在公司寫文案寫到早上，到學校就在教室睡大覺，老師當然受不了，但一叫他起床，這學生的發問都會變得很犀利。

張培仁還跳上學校餐廳的桌上，大唱〈We will Rock You〉，學校當然容不下他，半年後就被開除了，「開除以後如釋重負，我可以專心在滾石工作了。」

但張培仁與那群同學關係密切，後來滾石85年做《消失的1985》、86年做《快樂天堂》、87年做《親熱關係》，他還是找藝專的同學、學弟做工讀生。那群同學中，有後來「凡人二重唱」裡的莫凡、有邰智源，還有「金曲龍虎榜」主持群中的杜雯。

我搖滾，我快樂

當初在學校餐廳桌上大唱「Buddy, you're a boy, make a big noise」的搖滾boy，後來在音樂產業有了大聲量。

張培仁說，我們的文明不太教人怎麼成就自我、怎麼快樂，只為年輕人設定了「求學、就業、娶妻、生子、升官、發財」的固定道路，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設定，但一個民族裡，如果年輕人不能從很小的時候就享受青春，做喜歡的事情，產生對這個世界的熱愛，到功成名就時再分享給別人，就可能發生問題。

幸好，張培仁在年輕的時候，就有方法去尋找自己的快樂，即使沒有遵循一致的道路、去完成別人眼中的一些標準，「可是我就任性地做自己，所以我的確有快樂的青春。」

◎ 責任編輯：翁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