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書局・防疫線上說書】藏在中國巨大變化中的不變——富察延賀談《江城》

由中央書局籌劃「防疫線上說書」計畫的第四場，昨晚邀請到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延賀和大家分享美國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以親身經歷書寫而成的中國三部曲之《江城》，透過書中描寫的城鎮涪陵（現在已劃為重慶市下轄的市轄區），探討近代中國的變與不變。

滿洲出生的富察延賀，來台創立八旗文化後，旗下出版書籍大多聚焦在與他背景有著密切關連的中國觀察主題，其中何偉所著《甲骨文》、《尋路中國》和《江城》，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作品。讀書會上，富察延賀先簡述何偉的背景，包括他的漢名由來與寫作特色養成。「何偉的爸爸是社會學、人類學老師，從小就教導他要非常認真的去觀察，告訴他如何用一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的眼光去觀察陌生人、小人物，這對他的寫作產生很大的影響。」

何偉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完英文系，再拿到英國牛津大學唸文學碩士後，就以和平團志工身份到了中國涪陵教英文，之後把他在1996年到1998年這兩年的教書期間的日常筆記編輯成冊，《江城》才因此誕生，他的名字「何偉」也是當地人幫他取的。富察延賀更特別提及，美國媒體書寫中國其實是有著悠久傳統的，他以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1980年代具代表性的著作《苦海餘生》與《來自地心》為例，讓大家更能了解美國記者紀錄中國的時代演變、觀點差異，以及何偉在其中所扮演的時代意義。

「美國左派記者愛德加史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是影響美國對中國政策很重要的一本書，也是讓美國政府決定拋棄國民黨、支持共產黨的一本著作，它到今天為止也是受到中國認可的。而《苦海餘生》與《來自地心》則是紀錄剛走出文革陰影後的中國，被蔣經國政府是為很好的反共宣傳資料。三十年過後，何偉接上了這個書寫中國的接力棒，雖然2000年後開始書寫中國的美國記者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我還是覺得何偉的中國三部曲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其中《江城》這本書又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被淹沒的老城 無法淹沒不變的核心

《江城》在2012年由八旗文化首次出版了繁體版，2020年又重新出版，富察延賀也分享了兩次出版時的不同想法。位於長江邊上的涪陵，因為三峽大壩工程的緣故，在2012年《江城》出版繁體版的時候，整座城鎮的2/3已經消失了，後來才新建起現代化的城市，「我們在2012年還特別去搜尋網路照片，發現新的涪陵夜晚看起來很壯觀，絢爛的燈光很像外灘，但我不會把這東西看成是進步，因為它在白天又回到巨大、空洞無味的狀態。」當時因為覺得涪陵對比何偉筆下1998年的模樣差異太大，所以初版的書名叫《消失中的江城》，強調「消失」和「變化」。「那時關於中國，舊的一切都消失了，在中國還在持續變化的時候，何偉的書讓古城變成停滯不前的存在。」

但這樣的想法到了2020年又有所不同了，「當我們又重新讀這本書的時候，感受到最強烈的反而是中國的不變。在何偉書中紀錄的1996到1998年的中國，那個堅固的核心到今天還存在，似乎支配著中國的一切。」富察延賀所說的這個堅固的核心，其實就是政治、黨。在外在環境有著巨大變化的狀況下，內在掌控一切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存在在那。

洋蔥式解讀《江城》 拆解文化、歷史與政治

關於《江城》這本書，富察延賀以洋蔥理論去閱讀，首先從地方文化層面，點出何偉在書中提到的幾處有趣際遇，像是在涪陵被法輪功信徒糾纏和被妓女追求的故事，也展現出何偉詼諧的文筆。接著是歷史層面，富察延賀對書中一篇關於「插旗山」的短章特別讚賞，何偉用太平天國的失敗對比共產黨的腐敗，精準的排比文法和替換主詞依然通順的句型，不只展現出書寫的流暢技巧，更體現他對中國歷史深刻的理解：

「太平天國反對抽鴉片、裹小腳、賣淫、賭博和抽菸， 而且得到中國農民的支持，因為農民對於腐敗的清朝統治者沒有好感。 但是，洪秀全沒有治國的眼光和經驗， 而權力誘使他們大多數人落入奢靡和勾心鬥角的模式之中。他們開始取得他們想要推翻的朝代的裝飾物：黃絲綢袍、成群成群的馬屁精、無窮無盡的嬪妃。」

「共產黨反對抽鴉片、裹小腳、賣淫和賭博， 而且得到中國農民的支持，因為農民對於貪求的地主和腐敗的國民黨沒有好感。 但是，毛澤東缺乏治國的眼光和經驗， 而權力促使他建立了一個以他的形象為中心的國家崇拜儀式。 領導幹部開始取得他們所推翻的政權的裝飾物：豪宅、成群成群的馬屁精、無窮無盡的小老婆。」

富察延賀表示，何偉對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古文明都很感興趣，也寫過埃及的政治與歷史，他利用歷史解讀中國政治的功力與寫作技巧讓他嘆為冠止，「我覺得在台灣如果要推行非虛構式寫作，應該要以何偉為範本來研究就夠了，一定能把台灣歷史、政治、社會很好地記錄下來。」

最後是政治層面，富察延賀觀察何偉並不是故意要去處理政治問題，而是無論當時的他做任何事情，都會遇到政治、遇到黨。他在涪陵教書的兩年，經歷了香港主權轉移和鄧小平逝世等大事件，而受到黨國教育的當地人民對這些事件的感受與看法，也帶給他很大的衝擊。「在涪陵、在中國，基本來說是沒有個人的生活的，所有政治事件都跟個人相關，何偉在書裡也透露，他往往無法忍受當地人用『你們美國』、『我們中國』這樣的說話方式，好像國家的成功與失敗都要個人承擔，這在民主社會中看起來是很奇怪的，但這在中國教育中，一切都是密切相關的。」富察延賀說。

他也以書中關於香港回歸、鴉片戰爭的一段討論，來彰顯中國政治教育的影響。那是何偉與住在公寓對面的八歲男孩的對話，在難男孩的認知裡，認為奪走香港的英國、發動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和佔領澳門的葡萄牙都是中國的敵人，但談到中國的朋友，卻一無所知。「透過這麼一個小場景來描寫中國的教育問題，這就是何偉非常厲害的地方。」書中另一段關於鄧小平去世後的經歷，也讓富察延賀印象深刻。

何偉在書中提到參加完鄧小平追悼會後跟學校的一位老師的對話，那位劉老師是學校黨紀部書記的夫人。「『現在我們自由多了』，她說，以很嚴厲的口氣低語道。『我們是那麽自由。我們現在有許多的自由了。』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兒，不時點頭，彷彿我了解。我無法想像有人認為這個學校的生活有任何自由可言，雖然我知道，如果我經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我會有不同的看法。也許我嫁給了學校裡最高級別的共產黨官員我也會有不同看法。我知道這種看法並不恰當，但我仍然忍不住這麼想。」富察延賀認為這裡呈現了一個作家以帶有美國式的標準對中國理解的態度，以致形成很多張力和衝突。

了解中國 請保持獨立思考能力

另外，書中紀錄了一段何偉在公園與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聊天的過程，也非常有趣。「那個人認為如果香港回歸中國沒有任何意義，他說：『如果這麼多年來香港不是歸英國管的話，就不會像現在這麼富有，如果香港歸中國所管，會碰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問題，這些都會影響它的發展，我們會把它搞砸，像把其他的一切搞砸一樣。』我告訴他，我的學生裡沒有一個人會同意他的看法，他說是因為他們太年輕、沒經驗，而我說學校裡年紀大的老師也沒有這種看法，他說：『當然啦，他們每星期都上政治課，必須相信共產黨所說的一切，我們老百姓有自己的想法，我們不必讀他們在學校讀的那些東西。』」

富察延賀表示，其實中國在歷史、文化領域輸入的教條和觀點，就是一個核心往外擴散的結果。當你沒有接收到這些，一個獨立自由的老百姓反而可以把事情看更清楚，「所以何偉說：『越明白這點，就讓我對我的學生受的教育感到悲觀。』這些就是他在《江城》當中所呈現的政治、黨的無所不在，像吊燈上的巨蟒一樣。」

「透過何偉《江城》中的紀錄，我們感受到的是中國外在的變化掩蓋了不變的部分，但我們在台灣看到的更多是變化的部分，包括我們在處理這本書的時候依然感受到那股巨大變化，但我們必須記住一個重要概念，也是書中談到的，不變的東西，其實控制著變化的東西，這個不變的東西當然是專制政體。」富察延賀最後總結道。他也梳理了鄧小平、江澤明到現在中國的改革與開放情況，並建議台灣也可以用洋蔥理論來分析中國的變化，重要的是不要只看到外在變化、城鄉差距等等，要保持獨立思考的心態來了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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