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雅全╳《老狐狸》：改變真的能靠近觀眾嗎？

有兩個我。

有些道別很輕盈，有些很沈重。2019年末，積木影像搬離待了14年的富錦街，那個道別，對我來說是後者。雖然知道道別是新的開始，但那當下，仍血淋淋充滿挫敗與恐懼。

之所以離開，源自我上一部電影《范保德》在市場上的失敗，那使得公司與我個人創作，都得重新開始。而我不是年輕人，那種歸零非常寒冷。

隨後疫情發生，我低迷了半年，朋友遊說我一起弄編劇工作室，我志不在此，意興闌珊。就在這時，另一個我出現了，那個「我」逼迫我改變，逼迫我抵抗慣性，逼迫我別順我，逼迫我抬起屁股去做。

於是2020年五月，我勉強自己與朋友創了「青東故事」，事後我才知道這將影響我多大。雖然七個月後我退出了，但那段時光，徹底把我從深淵拉了回來。

摔倒只要爬起一次就會存進巨大信心

我很感謝當時的六個年輕編劇：薛博駿（東澤），游珈瑄，李沐恩，鍾侑霖，鄭安群與顏皓軒，以及隨後我視為第七個，也是後來與我合編《老狐狸》的詹毅文。他們的才華與活力像春天，給枯萎的我復甦露水。

為了以身作則，我提筆與他們同步創作，開始《老狐狸》劇本，內心逐漸轉為正面的力量。2021年初，與詹毅文完成了《老狐狸》的劇本時，我感到寒冬乍暖的快樂。有天走在北投路上，突然發現自己嘴角帶著微笑——睽違很久的微笑。那刻我很感動，差點落淚擁抱路人。我們都摔倒過，但只要爬起過一次，一次就好，就會在心裡存進一次巨大的信心。

那個微笑，我會故意記住一輩子，也會故意記得2020年五月，另一個我勉強我做的那個決定。

設了「改變」的門檻

《老狐狸》創作時，另一個我又浮現，對我設了「改變」的門檻，也就是要改變《范保德》用詩意口吻說故事的風格。在《范保德》中，我編織了複雜的故事線，跳躍又留白，因為那樣很美。但這些我自覺美的作為，卻將觀眾推得很遠。其實《范保德》本是一組雙電影計畫，包括「范大克」與「在一個死亡之後」，我花五年寫了雙劇本，想用對照，勾勒出台灣的處境與選擇。但礙於預算只完成了其一（范大克），就重新命名為《范保德》，這或許也是它艱澀難懂的緣故。

怎麼改變？我問我。能不能「不稀釋內容」但「改變口吻」？能不能不降低電影的what，但改變how？改變真能靠近觀眾嗎？為什麼要靠近觀眾？不然你想靠近誰呢？

我在媚俗嗎？不知道，你在重新定義自己。

我在墮落嗎？不知道，你在質變。

我在對的方向上嗎？不知道，你離開舊路了。

每次在這樣的岔路，我都很慶幸有兩個我陪著我。總有其一會主張：作品得讓更多人看到才行，除了美學，還得讓價值觀進入社會，成為人們凝聚共識時的其一選項才有力量。

我在剪接時，對內容又做了一次取捨，放棄不少劇中大人世界的細節，以避免《范保德》慣性再現。我想守住聚焦在十一歲主人翁——也就是白潤音飾演的廖界身上的目標。當然這些捨，又是來自另一個我的耳提面命。

人經歷脆弱後被肯定能帶來巨大力量

《老狐狸》為我帶來第60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至少事前，我並未想過這個獎項對我的意義。但在獲獎之後，我體會到人在經歷脆弱，被肯定可以帶來多大的力量。不是因為獎項大小，而是因為timing。我心裡為這件事情，感謝很多人。然而榮耀已過，此刻，即使仍在宣傳期，但以創作角度，我已在跟《老狐狸》道別，我心裡需要騰出空間，準備安頓新的主題。

回頭步履蹣跚，即使我不是猶豫之人，也常陷入選擇困境，畢竟身體裡有兩個我。這段路程我體會到所有客觀存在的人事，都無好壞之分，好壞是選擇之後自己如何因應，或分派哪個面向的自己去因應所造成。於是成敗的關鍵，總是選擇，而非命運。

我學會這麼做 是我教我的

我幾乎不說「我就是這樣的人」來保護自己或反駁對方，因為我認為人會改變，也能改變。累積失敗可以熟悉失敗，讓我們比較勇敢，畢竟人們比較不怕熟悉的事。但若在同樣的事情上反覆失敗，就算得上是問題。如果我發現自己重複失敗，一個我會怨天尤人，另一個我則會逼迫我揚棄慣性，開始做陌生的事。即使那麼做常生澀踉蹌，姿態狼狽，但不那麼做，就會重蹈覆轍。

我縱容兩個我存在，透過他們的對立，帶給我生機。我之所以學會這麼做，是我教我的。

本文選自《500輯》Issue98「我們的結束與開始」

2023年又迎接許多故事的翻頁，有的眾人共讀、一同追憶感傷，有的私自咀嚼、在心中安靜整頓。文學雜誌《幼獅文藝》與台東音樂基地鐵花村宣告在今年落幕，然而兩者孕育的創作能量都將繼續在各處盛放；電影導演與攝影師交出年度作品，正視、調整、送走某段過往，帶著新認知的自我前行；熱衷於地方營造與動物愛護的實踐者，將每階段的追根究底，化作交流行動與圖文紀錄，用每一天去經歷。如果將道別視為前進，留下這些以2023註記的作品與回憶，生活中的創作還會持續。

◎責任編輯：胡士恩、林亞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