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屑道德的批判，耽溺自負的浪漫：作家七等生紀錄片《削瘦的靈魂》

文學大師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三系列以作家七等生的創作生涯為題，推出《削瘦的靈魂》文學紀錄片。近年抱病在身的七等生於去年2020年10月離世，享壽81歲，《削瘦的靈魂》歷時兩年拍攝，留存不少七等生最後的身影與思想紀錄。

教科書所忽略、文壇所邊緣

七等生是崛起於1960年代台灣文壇的小說家，70年代是他創作最為豐沛的階段，直到1997年出版小說集《思慕微微》爲止，創作生涯長達35年，屬於長跑型的作家。七等生之所以受人矚目，肇因於他作品中的道德爭議，諸如移情別戀、戀母、偷拐搶騙，而在當時報章雜誌上，更被劉紹銘等人攻擊為「小兒麻痺的文體」。

在台灣文學史上，七等生被歸類爲現代主義（modernism）小說家，這樣的說法，常讓人誤以爲他屬於特定的文學流派，或自始至終遵循現代主義文學的技法進行創作。但從《削瘦的靈魂》紀錄片中，可以看見七等生並無服膺任何政治思想、順服任何文學團體。

這種無功利性、無目的性，完全只爲個人的感覺而進行的寫作，近似於高行健所主張的「冷的文學」。作家寫作既不是爲了替人民請命，也不是爲了讓人當成偶像來崇拜，他只是一個人在說話，至於有沒有人要聽、要讀，都不在意。而這種我行我素的作風，讓七等生無法長久待在任何群體。其不見容於民情的題材，更難以被收錄在教科書選文，使得年輕一輩的學生，多是沒聽過這樣一位重要的台灣文學作家。

從〈我愛黑眼珠〉一窺七等生的爭議

在七等生的小說中，最能揭露自我與現實衝突、引起最多爭議的，就非〈我愛黑眼珠〉（1967）莫屬。在《削瘦的靈魂》紀錄片當中，也以戲劇影像的方式，呈現小說最為人所知的一段情節。

主人公「李龍第」在城市那場突如其來的大洪水中，棄同樣身處危難的妻子「晴子」於不顧，堅持拯救身邊在水患中落難且生病的妓女。隔著一道洪水，主人公無視妻子在對岸焦急大喊其名，更在她的注視下與妓女相互擁吻，並告訴妓女：「我不是李龍第，我叫亞茲別。」這段情節不但引來評論界撻伐，也讓七等生蒙受「不道德」之議。

從「道德」的角度出發，李龍第的行為自然是離經叛道的，但若跳脫這個框架，李龍第當下的作爲無非是證明自我的重要時刻，一個「榮耀」的時刻：

「我必須選擇，在現況中選擇上我必須負起我做人的條件，我不是掛名來這個世上獲取利益的，我須負起一件使我感到存在的榮耀之貴任。無論如何，這一條鴻溝使我感覺我不再是妳具體的丈夫，除非有一刻，這個鴻溝消除了，我才可能返回給妳。」

以常情而言，這段描寫是極不寫實的，幾乎沒有人會在自己和妻子的生命飽受天災威脅之際，還在內心作哲理式的思考。但七等生在此是為了傳達一種理念：當「自我」和「現實」衝突，他會毫不考慮地擁抱自我。現實生活的七等生，亦高度符合他作品的精神世界。在《削瘦的靈魂》中能看見七等生對妻子的不忠、疏於照護家庭，觀眾可以明白他一路以來的創作心境，但同時也能讓人回頭審視，這樣一位驕傲孤獨的寫作者，在成就理想的同時，也冷落、傷害許多身邊親近的人。

這篇小說與先前的〈隱遁的小角色〉、〈來到小鎮的亞茲別〉有一個巧妙的連結，主角都叫「亞茲別」。李龍第在決心拯救妓女的當下，他也自稱爲亞茲別。這顯示這三位同名的主人公，在世人眼裡或許都是「失敗」的，但在七等生心目中，他們卻都具有不與世俗同流，堅持捍衛自我的高貴靈魂，也是理想的化身。

獨特敘述精神世界的方式：幻想、感受、隱喻

透過紀錄片、文字作品得以理解，七等生每每將大量的幻想情節滲入於小說的現實時空，以虛實交錯的手法動搖閱讀者的慣性認知，遂引來諸多評論。其次，七等生作品呈現濃厚的「寓言」特質，讀者不能以「直譯」的方式揭開其意，而須轉爲隱喻探求的方式，才能進入詮釋之途。

七等生小說中另一個鮮明的特徵是：濃厚的自傳性色彩。七等生小說中不斷出現若干與自身經歷對應的場景、人物與事件，不斷以複沓迴旋之姿，貫穿在不同文章之中，也讓個別作品之間產生對話，以及辨證關係。

法國象徵派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曾說：「浪漫主義恰恰既不在題材的選擇，也不在準確的真實，而在感受的方式。」七等生所謂「純粹發自於感覺」的書寫，正巧與十八世紀未興起於西方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文學觀相契合。七等生這樣一位充滿爭議的台灣文學作家不一定讓人喜歡，但他不屑道德的批判、耽溺自負的浪漫，也是台灣文壇另一處特別的風光。

◎ 責任編輯：翁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