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下正義大旗之前,我們能理解多少──台灣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人間絮語

聯合新聞網 林彤
在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鏡頭下,我們究竟看到怎樣的人、怎樣的家庭、怎樣的死刑...

第一次去監所看「同學」(死刑犯)的時候,我其實是有點害怕的。身為人權工作者,在開車前往監所的路上我卻不斷地在思考:他殺過人,會不會我其實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會面的15分鐘,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他、跟他說話?

人生初體驗的「會面」比想像中更快結束,那位「同學」滔滔不絕地訴說對於被害者與家人的悔意,以及他信佛後對生命的感悟,在這個過程中,我就是專注地聆聽著。會面前的心魔早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疑問:他為什麼殺人?當下在想什麼?他後悔嗎?他在監所怎麼生活?有沒有朋友、家人關心他?還有,對於永遠看不到盡頭的監獄生活,他會迷惘嗎?這些問題無關乎法律制度,而是從情感上想深入認識一個新朋友的念頭出發,也許「同學」對我來說是在這天開始,才變得更加清晰。

導演李家驊在映後座談曾提過,他拍這部片其實是想問,國家判死的理由除了「人神共憤」...

我們在討論廢死(或任何形式的犯罪)時,常聚焦加害者的成長背景,因為一個人之所以「長歪」必定有複雜的成因,而我們若是能知道原因,或許更能加強前端的社會安全網、接住有需要的人,避免類似事件再度上演。那在懲罰之後呢?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在映後座談曾提過,他拍這部片其實是想問,國家判死的理由除了「人神共憤」、「天理難容」以外,死刑還能怎麼被理解?因為天理難容,所以以命償命,然後呢?

「火災的感覺你知道嗎?像我在裡面好像每天都在發生火災,每天一覺醒來好像什麼都沒有的感覺。」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講述了三位死刑犯的故事。第一位是已經死刑定讞、正在看守所等待執行的A;第二位為2013年死刑定讞、2019年於看守所自殺的陳昱安;第三位則是眾所皆知、2016年執行死刑的鄭捷。

三位死刑犯雖犯行各異,但在「殺人償命」的正義大旗前,他們的命運殊途同歸,宛如報廢...

除了A本人有接受訪問以外,其他位分別從家人、律師、法官、監所管理員、民間團體、冤錯案受害者等,這些離死刑最近的角色切入,描述他們所看見的死刑犯樣貌,以及他們對死刑的看法,並帶出在「審判─判決─等待執行─執行─執行後」這段時間會經歷哪些情況。

重大刑案發生後,大眾往往只能接收媒體所報導的資訊,大部份都是被害人家屬悲慘的畫面,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很難深入討論社會制度對被害者、加害者雙方及其家屬是否還有改善空間。此外,本片還點出幾個尚待改進的問題:加害者家屬的心理支持、死刑犯缺乏收入與欠缺醫療、無限期的待死現象(Death Row Phenomenon)。

作為一位廢死運動倡議者,我認為如果對於死刑犯有那麼一絲覺得他的罪「天理難容」,無從宣洩這可恨的情緒,或許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會是另一個出口,讓我們能重新認識這群等待死亡、已經沒有未來的人,能對死刑制度有更寬廣的思考。

第十二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2021/4/30(五)至5/9(日),場次與購票資訊請見TIDF官方網站

◎ 責任編輯:翁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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