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家的事》在9月12日上映後，帶動不少觀眾在社群平台Threads上分享「自己家的事」，社群是影視作品重要的擴散據點，但說到底，如果故事沒能觸及觀眾內心的柔軟，說出家事其實是勉強不來的事情。電影像一面鏡子，究竟是缺乏愛、渴望愛、懂得愛、珍視愛，在快速被瀏覽的頁面裡留下自己的重量，那些文字之所以被寫下的原因，是騙不了人的。

《我家的事》發想自導演潘客印的生命經驗，經創作成為四段、從四位不同家庭角色視角出發的劇本。故事時間橫跨24年，從構思劇本到後期剪接製作經歷反覆檢視修改，潘客印並未選擇以單一事件或線性時間軸貫穿，反而更貼近人們追溯家庭記憶的軌跡，回想家裡重要人物事件和話語，時常像在組裝拼圖，得從邊邊角角或蛛絲馬跡，花上一段時間才能拼起感受的全貌。

問潘客印為什麼非得拍出這個作品，出身彰化社頭、到台北唸書生活將近20年的他，給出電影上映前的最新體悟：有時候真的很想回家，「待在台北久了，心會累，時常感覺沒有可以著陸的地方。」潘客印說出口的「回家」，不只是物理上的移動，而是離家打拚多年後試圖重新理解家的存在——一個個體究竟來自哪裡、何以成為自己的依據。

片中飾演弟弟（夏仔）的演員曾敬驊，出身宜蘭冬山，雖然故事情節與自身經驗不同，他還是感受得到情感共鳴，「第一次跟導演聊劇本，他講故事的方式會勾起演員的渴望，想跟他一起完成、把故事說出來。」那陣子曾敬驊的演藝事業剛起步即受矚目，戲約不斷，「感覺是時候停下腳步，更靠近自己一點。飾演夏仔這個看似單純的角色，其實是另外一種挑戰，我必須知道是什麼支撐著我，我要多相信它，才可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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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客印和曾敬驊都在鄉下長大，一個在中南部、一個在東北角，從學生時代開始，扛起家的責任與壓力深深烙印在潘客印身上，大學畢業選擇待在台北工作，他很清楚媽媽一人留在社頭老家的失落感，但仍然咬牙在城市闖蕩；曾敬驊曾經覺得唸完大學就回家是理所當然，後來意外因《返校》海選成為演員，人生大轉折，「我開始有想飛出去的想法，專注在自己身上，去學習我該學的。」他形容當時自己的狀態變得「很台北」，聽不太進家人說的話，心裡甚至抱持著「反正我說了你們也不懂」念頭選擇不表達，他不禁會想：如果稍微鬆綁跟家的連結，自己會不會升級到另一個境界？

《我家的事》的slogan是「你知道我們是多拼命，才能成為一家人嗎？」曾敬驊在拍戲過程慢慢更理解「拼」的意思，「那是家人之間連繫的基礎，家教很重要，它指的不是教養，而是『從小到大你們是怎麼一起生活過來的』。很多時候你以為只有自己在努力，但其實家人都在幫你努力，是因為他們把你養大、一起生活，你才會有現在的想法和環境，去經歷眼前的境遇。」

潘客印用故事讓每個家庭成員的幽微心境都有空間表達，無論親近或疏離，每個人終究是個體，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你會很明顯感覺到空間它有生命，有熱鬧、爭吵、歡笑，它一直在生長，隨著時間的推進，有人離家，有人不在了。家其實跟人一樣，它會慢慢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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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潘客印創作過程是否曾觸及成長傷痕，「創作沒辦法處理情感的裂痕，只能發現自己的狀態。我發現自己無力靠近某些核心，有些記憶被保護住了，那道牆很厚。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他覺得做電影必須靠近人性的各種層面，才知道極限在哪，而這其實就是面對創作、面對說好一個故事的真誠，「傷痛會帶來影響，每個人都是，但它好像已經被我訓練到放在心裡，是心房裡面的某一種裝潢，自己住在裡面。」

曾敬驊為了演戲得不斷進入不同故事、不同角色生命：「很多時候，拍完一部戲，你覺得認識了新世界，每部戲都會有帶來新的成長、同時打破某些東西，價值觀好像又重整一遍。」但《我家的事》很不一樣，「它讓我更接近自己的本質，這段時間的感受和認知，是無法輕易動搖或重新建構的。」

無論完整破碎或帶傷，家是原點，映照一個人的本來面目。人或多或少都曾好奇，「家」是如何共度時間、成為現在的樣子，創作電影讓潘客印看見自己的恐懼和柔軟，走進心房裡明亮與黑暗同時存在的地方，「也因為這樣，我變得比較穩，不急著去嘗試或逞強，知道自己是因為愛才來到現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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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500輯》Issue141「家的模樣」

家是原點，映照一個人的本來面目。本期收錄五位不同世代男性談論家與自身關係的視角，他們以電影、表演、繪畫、音樂、書寫表達，無論是否直接說愛，相距多遠，家始終在他們心中駐足，成為與世界連結的基礎。家的模樣不斷變形，伴隨著柔軟與堅毅，始終存在你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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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鄭弘敬

◎責任編輯：胡士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