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冒險】登山家呂忠翰、張元植：沒有後顧之憂的冒險，是最理想的人生

畢業於苗栗縣卓蘭鎮山區全人實驗中學的呂忠翰（阿果）以及張元植，是相差五屆的學長學弟，這個在傳統體制外嘗試開放教育的場所，不僅塑造了兩人在思考上的獨立自主，更是他們兩人與山林結緣的開端。去年6月，他們帶著超過兩千人的群眾募資心意，出發挑戰海拔8,611公尺、位於巴基斯坦與中國邊界有著「野蠻之峰」稱號的喬戈里峰（K2），距離攻頂400公尺處，兩人判斷前方雪況風險極高，當下協議折返，接受自然給予的安排。然而對阿果和元植來說，這般甘願不與環境拚搏的心態，其實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與累積。

體制外的自由學習 爬山就是生活本身

現年37歲的阿果，很早就從彰化移居台北，跟著曾為輔大登山社社長的舅舅一起生活，耳濡目染聽到許多登山故事，首次攀登自然也由舅舅帶領。然而真正開始有意識地登山，則是等到進了全人中學以後，這點和元植的啟蒙非常類似。「登山在全人是必修課，只要身體沒有特殊狀況，全校學生每年必須爬一座百岳。」元植表示，這個習慣之所以一直延續到現在，是因為行為本身總能帶來新的體驗，即使是同樣的一座山，在不同季節和不同夥伴前往都有全新感受。沒有待在追求分數的傳統教育環境，在他們身上留下很深的痕跡。

「我的生活哲學被山林環境影響蠻大的，很多事情必須順其自然，面對挫折和困境時我會選擇出發上路，並不期待從都市中尋找答案。」阿果這樣看待自然給他的心靈衝擊。元植雖然相對年輕，但接觸登山的年分已經大於沒有接觸的時間，自承這個行為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改變山上的天氣，順應環境是很基本的，在山上的生活也很單純，要擔心的只有當下真正重要的事情。」對元植來說，每次下山回到平地，他更能區分哪些事物是發自內心重視的，越來越不容易被虛浮的表象影響。

從動念到實際挑戰 K2背後的象徵意義

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自然廣為人知，然而早在求學時期，兩人就知道K2的凶險與傳奇色彩，台灣從未有登山家成功登頂，在他們心中埋下了出發的種子。出社會之後，阿果和元植各自迎接屬於自己的人生，兜兜轉轉之後，發現那個極力尋找的答案依舊是攀登，然而兩人的進步的途徑不太一樣，在出發K2之前，阿果大量累積了數座八千公尺以上高山的無氧攀登經歷；元植也有過幾座八千公尺高山的登頂紀錄，但他更著重在相對較低海拔的技術性訓練。在阿果向元植提議是時候挑戰K2之際，那些累積讓他覺得時機應該成熟了。

文化觀察家詹偉雄無疑是他們的重要貴人，他登高一呼，發起「張元植＋呂忠翰 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以「帶著我們的眼睛，領略地球最荒遠的角落」為號召宣言，展開了台灣第一次以群募形式集資攀登的行動，文化部長鄭麗君、樂團滅火器主唱楊大正都在聲援之列。一個半月的時間，最終募資金額來到622萬，超出預期的七倍之多，足見所有支持者對於偉大探險背後象徵意義的強烈認同。「登山屬於很個人、私密的事情，到現在都覺得這麼多人願意支持很不可思議，或許這個過程裡對他們也能產生一些意義感吧。」對於兩千多人的實質協助，元植是這樣思考的。

最後未能成功登頂，心裡有巨大遺憾嗎？「前方積雪的不穩定性是我們撤退的主因，當下情況是很客觀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能賭這一把，只能放眼期待未來。」阿果說得真誠，其實如今在他的心中，自己能不能創下歷史紀錄已不是那麼重要，反倒希望在登山教育上付出更多努力，拓寬政府以及大眾對於冒險的認知，「我期待在二十年之內，看到台灣人拿下一座金冰斧獎（*註）。」那還有沒有所謂的終極目標？「目標已經不是一座實際的高峰了，能夠沒有後顧之憂的踏上一條自己喜歡的路線，是我最期待的人生狀態。」元植笑得燦爛。對這兩位正向熱情的探險家來說，生命的答案，從來都在那片山林裡。

*註：Golden Ice Axe，1991年於法國創立，評選標準為：阿式攀登、探險精神、新創路線、技術難度、低耗資源等，是有著「登山界奧斯卡」美名的最高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