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張誌騰談楊德昌：一個孤獨的藝術家，一個避不掉的名字

本文選自《500輯》Issue87「楊德昌：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的事是無趣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的事是無趣的」是楊德昌在印有燈泡Logo的工作室筆記紙寫下的電影思考，也像是本次企劃的起點：我們對楊德昌的電影並不陌生，但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們能否找出一種新鮮的視角看待他？

閱讀本期《500輯》，你會發現一種觀看楊德昌的有趣尺度——近看看不懂，遠看才知道——這是楊德昌與其作品最迷人之處。一位用電影來表達的預言家、一位保持獨立思考的創作者，逝世16年後，在臺北市立美術館「一一重構：楊德昌」開展之際，我們再一次認識楊德昌。

「楊德昌」是一個避不掉的名字，他的作品在那，做功課一定做到他、也一定會接觸到他的作品。大學讀電影的時候看楊德昌，有時會睡著，但總有幾場戲會記得。當時最喜歡的是《恐怖份子》，可能因為那時我在瘋今敏，《恐怖分子》就像今敏的夢中夢那樣，有一種夢的結構。同學不知道從哪弄來《一一》的片源，大家如獲至寶地傳著看。他的電影不像當頭巴下去那樣會令人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會越陳越有味道。

大學讀電影學的體系，似乎把電影看作一種精密的設計，就跟楊德昌一樣，要做出一種「理想」。拍電影是做一個精密的裝置，要很仔細的設計、梳理脈絡、表達真誠種種的；因此我看楊德昌的電影常覺得像在看建築，看他的架構邏輯，在這脈絡之中有一些變化，但主體是一樣的。我很喜歡去看、去挖掘支持創作者的燃料是什麼，我直覺感受到楊德昌有非常多的憤怒。

沒有藉口，才有創作

對我來說，楊德昌所有的電影都是同一部電影，都很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憤怒。而他總是站在最前面，就像立在船頭的美人魚一樣。那種憤怒源自自我認同議題；台灣的創作者大多在處理自我認同，「我是誰」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我非常在意這個題目，所有的創作者都要先建立「我是誰」，或在建立的過程中先發現「我不是誰」，才有辦法前進。例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完全就在處理自我認同，日本元素、美國文化、本省外省人的衝突，都在這部電影的宇宙理拉扯。

這一題是沒有辦法迴避的，一旦迴避，創作就充滿了藉口。台灣新電影的前輩們最感動我的不是技術、不是形式，而是他們是一群非常用力在了解自己是誰的人，而且交出了答案，沒有自欺欺人。

我喜歡楊德昌的電影，但也覺得自己做不到那樣的程度。後來我自己拍片，發現楊德昌真的是一個孤獨的藝術家，他心中有自己很想做的東西，也都想好了，所以很難跟別人溝通。楊德昌的電影是純然的設計，人設計出來、想像出來的東西，在自己的主觀世界裡一定都是一百分，但再經過手做就「折舊」了；因為經驗有限，所以經由設計產出的東西都必然有點折舊率。我可以想像他在現場有多孤獨。

台灣電影的千年一問：我是誰？

我曾擔任張作驥導演的攝影師，他跟台灣新電影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但他的創作方式又很不同。跟張導拍片像在提煉一種感情，透過大量的時間相處讓大家達到極高的同步率，讓我發現電影原來也可以很生活，這麼不設計。「生活」一種台灣新電影的精神，在生活中持續進行深層的自我探索、不斷探問「我是誰」。

對我來說，談楊德昌要跟侯孝賢一起看，也要把台灣新電影的後浪一起看，大家都在用個人經驗探索和表達。電影沒有一定的邏輯或風格框架，但表述自己的那個部分，都非常珍貴。

創作對我來說是深層的自我批判，要把自己從頭到尾批判一遍，產出的東西才是打不倒的。我覺得這個精神是最重要的，讓我們發現原來長輩們也文青過、飄撇過、迷茫過。最重要的是看見那份迷茫，他們很誠懇地展現自己卡住的地方；這個時代大家在社群媒體上都在偽裝自己卡住的部分，但那才是最好看的。

◎責任編輯：胡士恩、林亞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