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芥川獎首位台灣得主「李琴峰」／我從未計畫成為台灣之光─《彼岸花盛開之島》繁體中文版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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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機到了，獎項來了，就大方收下

本書原文日文版，在日本入圍第三十四屆三島由紀夫獎，並獲得第一百六十五屆芥川龍之介獎。

日本純文學業界有所謂「五大公募文學獎」，分別為文學界新人獎、群像新人文學獎、新潮新人賞、昴新人獎，以及文藝獎。這五個獎項每年一屆，只要是以日文書寫的小說作品，任何人都可以投稿參與競賽，每屆兩千多篇作品中只會選出一到兩篇得獎，得獎者便可作為新人作家出道，等於是獲得了文壇的入場券。

成為新人作家之後，「純文學三大新人獎」便可說是下一個努力目標。純文學三大新人獎分別為：芥川龍之介獎、三島由紀夫獎，以及野間文藝新人獎，這三個獎項不開放一般人投稿，而是從新人作家發表的作品中進行評選，決定入圍與得獎作品。日本的純文學新人作家在與編輯討論小說內容時，常會感受到來自編輯的「快點得獎啦」的壓力，而編輯乃至於文學業界也往往會以獲獎與否，來評斷作家的能力與潛力。把純文學三大新人獎全都抱走的人，會獲得類似「三冠王」的稱號，這樣的人歷史上也沒幾個，近年以村田沙耶香和今村夏子最為知名。

三大新人獎內，當然以芥川獎最為有名。芥川獎每年舉辦兩次，以半年內發表在純文學雜誌上的中短篇作品為評選對象，挑選出四至六篇入圍作品，最後選出一至二篇得獎作品。雖說每半年便舉辦一次似乎有些頻繁，但在產量驚人的日本文壇中，半年內來自新人作家的作品也往往有數十篇，大家都是專業作家，競爭自然激烈。

芥川獎常被形容為「日本文壇最高榮耀」，這其實是一個誤解（事實上，大概也沒有哪個獎敢說自己是文壇最高榮耀的），它其實是以新人作家為評選對象的獎項，日本文壇裡更存在著許多以中堅、資深作家為對象的獎項，又或者是終身成就獎之類。然而神奇的是，或許是因其悠久歷史所致，芥川獎與同時舉辦的直木獎（直木獎頒給大眾文學作品），毫無疑問是日本文壇「知名度最高」，也最具話題熱度的文學獎，每次舉辦時都會在文壇掀起熱烈討論，有點像每半年固定舉辦一次的「祭典」，媒體也會對得獎者進行熱切關注，帶動的書籍銷量自然可觀。「芥川獎作家」這個頭銜也具有一定的威力與魅力，我們很少聽到得讀賣文學獎或谷崎潤一郎獎的人自稱「讀賣獎作家」、「谷崎獎作家」（這兩個獎項都是以中堅作家為對象，位階其實比芥川獎高），但只要得過一次芥川獎，這個頭銜便終身受用。

我在二○一七年從群像新人文學獎出道，並在四年後獲得芥川獎。日本文壇裡多的是出道十多年也沒能獲芥川獎的懷才不遇者，但相反的，也有許多人是一出道便以出道作獲獎的奇才（此次與我同時獲獎的石澤麻依便是如此），如我這般從出道到得芥川獎費時四年修行的，大概算是平均案例，不特別早，也不特別晚。得獎前，我便能感受到多位責任編輯隱隱約約都對我透露出「李琴峰差不多該得獎了」的意思，或許也是因為如此，真正獲獎時，其實也並不特別驚訝。畢竟我既非天才奇才，也非蠢材庸才，只是個願意默默努力的一般人，好好寫出自己想寫的東西，等時機到了，獎項來了，就大方收下便罷。一般大眾看得到頒獎典禮與記者會上那一瞬間的榮光，卻看不到我在台下鑽研日文、練習寫作的，那長達十幾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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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遺世獨立的樂園」意象深植腦海

《彼岸花盛開之島》的靈感醞釀須追溯至2017年，當年我剛以群像新人文學獎出道，準備作為作家寫下去，因而到處尋找小說題材。夏季旅行北歐丹麥哥本哈根時，造訪「克里斯蒂安尼亞自由城」（Christiania），留下了深刻印象。自由城雖位於丹麥首都內，卻宣稱自治，以圍牆圍出自治區，牆內與牆外景色截然不同，具有強烈嬉皮與波西米亞風格，市集處隱約聞得到大麻味，出口處拱門上甚至標榜「你即將進入歐盟」──透過這個標語，自由城的居民宣稱自己不屬於歐盟的一部分。

自由城這種「遺世獨立的樂園」的意象深植我的腦海，我不斷想像，若是日本，或者東亞地區也有這樣的樂園，那該是什麼景象？其背後又可能有什麼樣的歷史脈絡？樂園裡的人如何生活？樂園外的人對於樂園，又是如何看待？

這個靈感經過了多年發酵，逐漸與西洋的「烏托邦」與東洋的「桃花源」意象產生結合，逐漸具體化，構思過程中又揉雜了琉球王國的宗教信仰，乃至於與那國島的歷史與傳說，主題上也加入語言與性別、歷史、社會制度的實驗，遂成為本書最終樣貌。對琉球文化熟悉的讀者、對語言混合有興趣的讀者，或者關心性別、酷兒主題的讀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可讀之處。

3作家是永遠的異鄉人

多虧了芥川獎的知名度，我獲獎的消息在台灣也受到大篇幅報導。提拔新人作家本就是菊池寬設立芥川獎的最初目的，因此對於獲獎帶來的名氣，我也欣然接受，「史上第一位台籍芥川獎作家」這個頭銜，也的確有其話題性。然而對於部分媒體宣揚我是「台灣之光」，其實內心多少有些疑慮。

與奧運代表隊不同，作家在寫作時，大概鮮少會有「代表」某個國家，要「為國爭光」的意圖。當初我離開台灣、前來日本定居，也純粹是基於自由意志的個人選擇，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所謂「台灣之光」；我也從來不認為自己能夠代表台灣，或者代表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一個人。

在台灣的言論空間裡，常常可以看到「某某議題」這種詞彙──環境議題、動保議題、性別議題、同志議題、人權議題、廢死議題、原住民議題、勞權議題等等，彷彿我們的生活都被切割成一個一個的「議題」，或是塞進某個「議題」的箱子裡，從此不再完整。我在台灣出了三本書，也常常被放進「同志議題」、「性別議題」的框架裡被閱讀。

不是「議題」不好，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總有許多必須關注、探討、解決的問題，因此「議題」的框架當然重要。但是當我們太過習慣不經思考地張口「某某議題」閉口「某某議題」，然後在各個議題上分出敵我立場，辯論個你死我活時，是否很容易便會忘記：那些藏在「某某議題」後面的，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關於小說的技藝，各種流派千變萬化卻萬變不離其宗，關注的永遠是「人」，寫的也永遠是「人」（即便像《動物農莊》那般幾乎只有動物登場的小說，那些動物也是人的隱喻）。作家的關懷，應該放在「個人」上面，而不是如「國家興衰」、「民族存亡」或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些既有的宏大敘事上。

當然，作家也是人，自然也會擁有各種諸如國籍、性別、出身地、年齡等屬性，也會有其信仰的價值或主義，而這些屬性、價值、主義也會影響其作品，這些都無可厚非。但即使如此，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仍須盡可能地與既有宏大敘事保持距離，否則當社會或國際關係發生劇烈變化時，文學往往便會受到權力的徵召，為宣揚特定意識形態所用，而這將與文學應有的本初關懷相距甚遠。我在芥川獎頒獎典禮演說上提到「作家是永遠的異鄉人」，也就是這個意思。

作為一個個人，我當然希望台日友好，希望台灣被國際社會看見，也不願意看到台灣受到他國侵略。但作為一個作家，我仍必須婉拒「台灣之光」這種稱號，那並非我創作的初衷。畢竟，我從未計畫成為台灣之光，打從青春期開始，我所夢想成為的就只是作家而已。即使是成功圓了作家夢的現在，我也無法成為照亮什麼的光，也代表不了台灣。我就只是李琴峰，如此而已。

4談一些翻譯策略的問題

按照慣例，本書一樣由我身兼譯者，因此此處仍得絮絮叨叨談一些翻譯策略的問題。

《彼岸花盛開之島》可以說是我至今的作品裡最難翻譯的一本，原因很明顯：在日文的原文裡，我發揮日文的特性，創造了三種語言：女語、ひのもとことば，以及ニホン語。

其中，「女語」是〔島〕上女性祭司用以傳承歷史的語言，除了一些細微差異外，大致就相當於現代日語。

「ひのもとことば」是把當代日語裡的漢字以及漢語詞彙全部去除，僅保留日語傳統詞彙（即「和語詞彙」，也就是「大和言葉」）；若遇和語詞彙無法表達的概念，則從英語借用。

「ニホン語」最為複雜，這是現代日語與現代中文混合而成的語言，又夾雜了一點台語和琉球語的要素。

日文原書裡之所以可以嘗試這種語言實驗，是因為日文包含「平假名、片假名、漢字」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字體系，以及「和語詞彙、漢語詞彙、外來語」三種明顯不同的詞彙。然而一旦進入中文，能使用的文字只剩下漢字，中文裡對於固有詞彙和外來語的區分，也不如日語明顯。要如何在中文文本裡反映出日文原文的語言實驗，是一大難題。

5讀者都是最需要感謝的人

一般而言，一本小說要翻譯成其他語言出版，大概需要兩年時間。本書從日文版出版到繁體中文版上市，歷時僅約一年，除了得歸功於我拚命趕工翻譯外，也多虧了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的熱心與積極促成，台灣讀者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讀到本書。

不過當然，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對於作家而言，讀者都是最需要感謝的人。

感謝您閱讀本書，與我同遊這座彼岸花盛開之島。讓我們下一本書再見。

6月4日（星期六）

上午10：30－11:30

台北國際書展

台北世貿一館「國際活動區」

李琴峰《彼岸花盛開之島》新書發表會

主講：李琴峰（視訊）

與談：吳佩珍（政大台文所所長）

主持：周昭翡（聯合文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