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間彌生X建畠晢對談！1960年代以藝術衝撞體制與因病返日的草間彌生

2024/12/19 建畠晢

《草間彌生Yayoi Kusama》由一卷文化於2024年12月25日出版，日本當代藝術家草間彌生完整回顧書，書中橫跨80年創作生涯，集結訪談、側寫、研究專文、藝術家選詩，完整走入草間彌生的內心世界。這裡將節錄書中，由日本藝術評論家〈建畠晢與草間彌生對談〉篇章，從草間彌生1960年代的創作開始說起，回顧她從自我救贖到衝撞體制的創作歷程，更談及草間彌生為什麼將創作活動從紐約回到日本不得已的考量。帶大家從了解草間彌生的日本藝術評論家視角，快速瞭解草間彌生一生精彩的創作歷程。

〈自戀庭園〉（Narcissus Garden）1966年，塑膠鏡球每件直徑20公分威尼斯雙年展（Venice Biennale）現場裝置1966年。圖｜一卷文化

關於Infinity Net & Accumulation系列創作

Kusama：我的「無限之網」（Infinity Net）與「積累」（Accumulation）系列作品，和歐洲的單色畫有著根本上的不同：這兩個系列的作品是想要呈現一種執念，也就是無盡的重複。在1960年代，我曾這麼說過：「我感覺自己像是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或被放在無盡的輸送帶上，至死方休。這就像是不停喝下幾千杯咖啡，或吃下幾千英尺長的通心粉，不管我願不願意，這都是為了延續我的慾望，並逃離所有感受和幻覺，直到我生命的盡頭─我無法結束我的生命，卻又無法逃離死亡。」

Tatehata：您對「重複」的著迷，既暗示了慾望，也暗示對逃避的需求；然而您也曾提過：「在人類與文明社會這座怪異叢林的夾縫中，有著許多身心問題；這些問題源於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我向來對其背後的脈絡深感興趣，而我的藝術表達，也總是從這些問題的層層堆疊之中生長出來。」

Kusama：是的。

〈積累〉（Accumulation）1964–65年，縫製填充織物、顏料，草間彌生工作室，紐約1964年。圖｜一卷文化

Yayoi Kusama草間彌生Dots Accumulation〈積累〉。圖｜蘇富比

衝撞體制的《自戀庭園》&《乍現》

Tatehata：我說您不僅僅是個圈外人，這並不是我無端的詮釋，而是因為您是一個和我們呼吸相同空氣、真真切切存在的人，因此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力。舉例來說，1966年，您在威尼斯雙年展的游擊展出，就是在挑戰當時的權威。

Kusama：是的，那年在威尼斯展出〈自戀庭園〉（Narcissus Garden）最重要的，就是我以每顆兩塊美金的價格，在現場販售我的鏡球作品，彷彿我是一個熱狗或冰淇淋小販。這個行動和我以裸體進行的「乍現」（Happening）行動的精神是一樣的。

Tatehata：所以，為了明目張膽的挑戰權威，您不僅在義大利國家館外展出，還公然販售作品，直到雙年展主辦方出面制止。儘管如此，我也必須承認，您的〈自戀庭園〉裝置本身就十分吸引我。您在1998至1999年於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的回顧展中，重新還原了這件作品：它被放在在美術館戶外展示，散發出美麗、聖潔的光輝。您還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洛克斐勒花園（The Rockefeller Garden）中，搬演了您後來的裸體乍現行動〈喚醒亡靈的盛大狂歡⋯⋯〉（Grand Orgy to Awaken the Dead...，1969）。該處是美國重要的藝術機構，您對於在何處呈現作品的選擇可說是相當尖銳。

Kusama：在洛克斐勒花園，我的模特兒在和阿里斯蒂．馬約爾（Aristide Maillol）的一座銅像交合時，我在他們身上作畫。

Tatehata：雖然您的許多乍現行動乘載想傳遞給社會的訊息，但社會大眾傾向於把這些行動視為劣行；然而，現在回頭看，我會說那是「神聖的劣行」。您是在一開始就有意識的籌畫這類具爭議的行動，或者這是超出您預期的結果？

Kusama：我並非有意這樣做。好像不管我做什麼，最後都會變成一樁樁醜聞和別人茶餘飯後的八卦。

草間彌生於1966年威尼斯雙年展展出〈自戀庭院〉。Yayoi Kusama with “Narcissus Garden” (1966) installed in Venice Biennale, Italy, 1966 © YAYOI KUSAMA. Courtesy David Zwirner, New York; Ota Fine Arts

Yayoi Kusama with Narcissus Garden, Venice Biennale, 1966, via Public Delivery.

從自我救贖到反體制的挑釁藝術

Tatehata：仔細想想，這些醜聞般的乍現行動又和您獨自在畫室創作的作品大相逕庭。在您的乍現行動中，您是眾多參與者的領袖；但在工作室裡，您卻離群索居，獨自一人繪製〈無限之網〉等作品，日復一日。從您早期在紐約觀照內心的自我救贖，到後來以反體制、反組織的挑釁行為參與社會，是什麼原因讓您改變您的創作模式？

Kusama：因為紐約人太過保守，對性別議題的包容度很低，所以我想要透過示威行為來顛覆傳統。我組織了幾場政治性的乍現行動，並使用不同國家的國旗。例如1968年，蘇聯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我在聯合國大樓前用肥皂清洗蘇聯旗幟，象徵蘇聯的骯髒汙穢。

（左）Front page of the Daily News with a photograph of Kusama’s “Grand Orgy to Awaken the Dead” at MoMA, August 25, 1969。（右）Anti-War by Yayoi Kusama, 1968, Brooklyn Bridge, via ARTnews

1960年代末因病返日

Tatehata：在您的作品中，所有涉及政治和社會議題的創作都集中在1960年代末，您在此前或此後都很少進行這樣的創作。

Kusama：到了1960年代末期，我確實有思考過要不要繼續進行這個路線的創作。我當時在規畫一齣名為《李東京的故事》（Tokyo Lee Story）的百老匯音樂劇，主角李東京就是我自己。我和青木廣彰（Rocky Aoki）想要開一家募資公司，也已經公布了演員和工作人員陣容，但不久後的1969年，我又病了。我去看了醫生，他卻說我一點問題也沒有。我找的那個精神科醫師，在我看來簡直一團糟，他已經被佛洛伊德徹底洗腦，腦袋完全是一團糨糊。對我來說，他根本不知道怎麼看病。我還是常常去看醫生，只是我的病情依舊沒有起色。我只需要醫生建議我，我該如何治療自己，他們卻從來沒有告訴過我。我依照他們的要求，不斷重述「我的母親如此這般凌虐我」，但我說的愈多，兒時的夢魘愈揮之不去。

Tatehata：他們不但沒有給您治療，還反過來鞏固您的記憶？

Kusama：我的記憶變得愈來愈清晰，愈來愈強烈，所以我也病得更重。

Tatehata：到了1960年代末，您還成立了一間時裝公司，銷售極為前衛的服裝，這也是您創作的一部分。

Kusama：我走在路上時，注意到許多人的穿衣風格和我的設計很像。經過一番調查，我發現是馬可史崔特時尚股份有限公司（Marcstrate Fashions, Inc.）在生產那些服飾。我去見了公司負責人，展示了一堆我的設計，我告訴他，他公司的產品都在仿冒我的構想。他說：「噢，你走得比我們前面，我沒有發覺。」於是我們決定登記成立一家公司，為我量身打造一條生產線；我是負責人，他則是我的副手。

Tatehata：那家公司叫什麼名字呢？

Kusama：草間時裝公司（Kusama's Fashions）。媒體用很多篇幅報導我們，我們舉辦了時裝秀，在百貨公司設立草間專區；大型百貨公司的採購專員也會前來選購，雖然他們只買了較為保守的款式。然而，我傾注全力設計的前衛基進產品最終卻乏人問津。

Tatehata：到了1970年代，您回到日本，或更精確來說，您將活動轉移到日本。

Kusama：我回日本是為了動手術。我的腳有問題，但紐約的醫生甚至沒有幫我驗血，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Tatehata：我第一次看到您的作品是1975年，在東京的西村畫廊（Nishimura Gallery），那時您剛回國不久，那裡展出了您的拼貼畫，我被您畫中獨一無二、既神祕又夢幻的世界深深打動。當時日本的普遍看法是，您就是失敗了才從紐約回來。然而當我看到您的作品時，這種想法完全被顛覆了。正是在那時，我立志要以一個策展人的身分，讓社會重新認識您這位天才。最終，實現這個目標花了這麼長的時間，真是讓我感到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