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導演盧建彰：我不覺得自己努力，我只喜歡認真，全心全意面對當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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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導演盧建彰是名副其實的「鬼才」，從小文案到創意總監，年紀輕輕拿下創意評比第一名，35歲辭去廣告公司職務，改行當導演，幫蔡英文拍廣告，也曾執導《Google齊柏林篇》拿下十大微電影，他出書總是引起話題，演講更是場場座無虛席。

而事實上盧建彰的聚眾魅力不只因為過往經歷，更在於每個當下，他時時刻刻對世界保持好奇和熱情。他始終以廣告人的視野，用不斷的跨域的創作來回應社會，從早期著重物質的描繪，到近年社會議題的反思和擴散，都有盧建彰的參與。《500輯》邀請這位創意無極限、直言現代年輕人才是他的鼓勵的廣告導演人，一窺屬於他的質青時代。

500輯：請描述一下25歲的你是什麼樣的人？過著怎樣的生活？

盧建彰（以下簡稱盧）：那時好不容易爬進奧美廣告，忙著搞清楚廣告到底在幹嘛。我大學念企管，不知道什麼是廣告，但後來我發現就算是本科系畢業，進到廣告公司也是一樣，產學之間的差異太大，所有人都是去廣告公司才開始學做廣告的。

好不容易進到很想去的地方，可是你慢慢發覺，它不一定真的那麼好玩。廣告公司對所有事情都很嚴格，是非常現實的世界，現實到有點殘酷。你的作品就代表你，而不是你說了什麼、說自己多努力、認識多少人，最後能夠回答問題的，只有作品，這是非常絕對的。

2000年我退伍時是股票最高點，中午牛排館都爆滿，大家玩股票賺錢，就會想花錢買名牌，好讓人瞧得起你。廣告就是在回答、推波助瀾這樣的事情——希望別人覺得我很厲害、了不起、有格調，儘管我不知道格調是什麼。回頭來看，這不是一個恰當的思想體系，而我也是那共犯結構中的一員。

當時奧美有很多創意團隊，辦公室像肉品市場的冷凍櫃，夏天冷氣很強，各組之間很競爭，總是沒人說話。那環境讓人覺得窘迫，困惑和挫折混雜在一起，好像大家都很厲害，但也不知道厲害在哪。一開始當然會追求變得一樣，但後來就知道我根本沒辦法，或是說，那樣不一定等於「好」，就能帶出好的創意。我跟龔大中開始可以做決定之後，我們玩很瘋，把廣告公司變成像俱樂部，成立奧美足球隊，在辦公室騎腳踏車，六日踢足球打籃球，一四跑步，每天都在一起，工作像在玩樂。

500輯：那時候啟蒙你的人事物為何？

盧：隔幾年後，奧美廣告找了周俊仲當創意總監，我們都叫他Murphy，他高度研究國外得獎廣告，說故事的方式很貼近生活，會讓人驚喜。比如有一年金句獎廣告，畫面裡有個人要開門，怎麼用力拉都拉不開，這時旁邊有人走過，輕輕把門推開走出去，旁邊上字，告訴觀眾語言的重要。這種廣告在當時是聰明的，製造好奇再讓人驚喜，非常有共鳴。

Murphy帶給我觀念上的啟蒙，讓我覺得自己好像開始跟世界走在一起，重新學做廣告。廣告從早年著重物質層面、到貼近真實生活，再到這幾年反映社會議題和理念，變成是你發現社會什麼問題？能否用行銷的力量解決？可不可以帶著品牌一起做對這世界好的事情？我很幸運能看到不同階段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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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輯：25歲的你如何看待挫折和失敗？

盧：廣告本來就是一直失敗的行業。譬如你去提案，提三個，客戶挑一個，一定會有兩個死掉，而在開會之前，你還想過很多很多個，前面可能已經有五百個點子死掉了。一開始會很難受，很多時候是在證明自己，證明自己比別人聰明、比客戶聰明、比評審聰明、比消費者聰明。不怕提案不過，怕的是自己想不出好的點子。

記得有個前輩跟我說：「壓力不用這麼大，一年只要有一個代表作就好。」聽起來很輕鬆呀，但他又講，「只是，你不會知道現在做的是不是代表作。」意思就是每個作品你都要很用力。當時我為了寫左岸咖啡館的slogan，左岸是所有文案夢寐以求的案子，完全是殿堂等級，寫左岸就等於在跟過去所有的文案PK。我從禮拜一開始寫，一路熬夜寫到禮拜五，一直傳簡訊給創意總監看，但都沒有好的，直到提案前還寫不出來，非常焦慮，焦慮到覺得沒辦法呼吸。結果隔周跟客戶開會前，創意總監決定沒有好的就不提了，後來就再也沒有這件事，左岸咖啡館就沒有slogan。那一瞬間我才意識到，有些東西你非常在意，說不定在某個角度、某個位置、某個時空，它一點都不重要。你非常在意的事情，在別人眼裡可能根本不值得一提。

500輯：你想對那個時候的自己說什麼？

盧：困惑是正常的。從學校到職場本來就是斷裂的，當時剛退伍不久，退伍本來就是很好笑的狀態，你從最老的兵突然變成最菜的同事，完全不理解上班在幹嘛。我一開始先去麥肯廣告當業務，所有你想得到的雜事業務都得做，只差沒掃地。薪水最少卻得墊錢，開會被叫來叫去，然後還得寫出完整的會議記錄，做的事情完全沒有創造性。一開始會有很多奇怪的事，你得先接受、要融入體系，儘管你有所懷疑。

500輯：在那個時期，有沒有一句類似座右銘的話？

盧：那年我爸中風，我沒什麼錢，連火車和客運的票都買不起，很少回台南。接到阿嬷電話那天，我在大安森林公園附近啤酒喝到一半，那瞬間在想：我跑來台北，把家裡的一切丟下，丟下出車禍變成植物人、後來好起來卻完全失去記憶的媽媽，爸爸又中風，廣告也沒有做得很好，人生還有什麼比這些更糟？我想辦法坐上統聯，一路想著自己是不是該離開台北回家。

我不覺得那是座右銘，而是從小到大放過自己的方式，就是「不要後悔」。做任何決定都不要後悔，假裝這個決定是最好的，想到後來它會真的變好，像是自己創造出來的結果。我跟很多人一樣，家裡有些辛苦的事，假裝到台北打拼其實是想逃開難受、充滿無力感的狀態。人在生命前面是非常很渺小的，或許因為面對過生老病死，我不怕提案、不怕客戶也不怕上台，人生舞台謝幕我看過多少次了，眼前管你是什麼總裁或執行長，你又沒有要死，提案不要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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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輯：確定自己要做廣告的契機是什麼？

盧：沒有，我就只是不想上班。以前有一部木村拓哉演的日劇叫戀愛世代，劇裡的廣告公司好像都不用上班、自由自在，我就投廣告，純粹是誤打誤撞。沒想到我那種不想被人管的性格，剛好是這個行業允許的。

我不覺得有什麼契機，可能是我這個年紀還看不懂，或許40年之後，會覺得是我媽那一巴掌改變了我。高三那年，有一天我跟媽媽說要去讀書，但其實整天都在打球，我媽幫我送外套到圖書館找不到人，最後她在籃球場找到我。她迎面朝走來，我以為是要拿外套給我，結果一巴掌直接打在我臉上，到現在都還覺得燙燙的。那是我媽最後一次打我，過沒多久她就出車禍，完全失去記憶。這件事更像是契機，影響這輩子很多事情。

500輯：實踐理想的過程有付出什麼代價嗎？

盧：從廣告公司轉做導演，正常來說是可以賺蠻多錢的，而我算是沒賺那麼多的導演。每個人的時間有限，一年固定只能接那麼多案子，主要看怎麼挑選，我的思考是：這東西應該要好玩有趣，更理想的是要有意義，可是有意義不一定會有錢。

廣告的本質是很退流行的，比如這個月主打買一送一，下個月就失效了。我希望十年後回頭看作品，除了達成企業的商業目的，它會是有意義的。廣告可以讓人們理解不同世代的焦慮和呼吸。我不是賺錢的導演，但我是富裕的導演。我可能是業界跑步量最大的、陪女兒時間最多的，也可能是業界唯一寫12本書的導演，這些都是我賺到也是我在乎的，代價什麼的就不重要了。

500輯：身在這個時代，你覺得究竟要為什麼而努力？

盧：為自己努力，為開心而努力，為不在人生最後一天不喜歡自己而努力。生命走到最後一天，你還是不喜歡自己，那是很慘的事情。我常在演講時問底下的人：「會來我告別式的請舉手」，通常頂多三個人，我跟他們說，就算你來了我也不在了，你包的白包我也收不到。很多時候我們一直在為別人活，其實都搞錯重點。你如此深惡痛絕、兢兢業業非常想爭取認同的人，他不會參加你的告別式，甚至還可能比你先走。只有你會跟自己去死，而你還不想辦法，回答自己的問題，它很可能是所有問題的答案。我其實不覺得自己很努力，我只喜歡認真。跑步就認真跑，沒有想逼自己跑到什麼程度，我只希望自己是專注的、全心全意的去做，因為那是我的選擇。

500輯：會給正在努力實踐自我的青年什麼建議？

盧：我憑什麼給建議呢？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反而是我的鼓勵。很多人說年輕人是草莓族，我會叫他咬看看，隨便咬一個當代年輕人，牙齒一定斷。當年我進職場只需要買西裝、中古的Dell、公事包，現在年輕人沒有智慧型手機可以上班嗎？沒有付吃到飽月租費主管怎麼找得到人？更不用說其他房租和生活雜費，連起薪都倒退。

全世界的人類都在一種痛苦裡，一種看似物質上的滿足，可是集體在貪婪底下受苦。那痛苦很真切，讓人難受，甚至讓人不像個人。如果可以，我想要告訴25歲的自己，除了不要後悔之外，要活得更像個人。想學什麼、玩什麼就去試看看，我會溜滑板、做肥皂、寫歌、吹小號、空手道，全都在30歲後才發生，如果可以早一點做那該有多好。30歲之前，我只想在工作上取得別人的認同，真正讓我開心的事只有運動和閱讀，這兩點從來沒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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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建彰 小檔案

1976年出生，台南人，是廣告導演也是詩人，是小說家也是跑者。念企管系卻跑去做廣告，29歲拿下「The Gunn Report」廣告創意積分台灣第一名，前後獲得坎城、4A、時報等國內外廣告大獎。35歲辭去創意總監，開始練當導演。至今出了12本書，最新著作《文案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東西》，自認作品包藏禍心，持續觸發各界有意思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