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陸霖：因為《打牛湳村》，我成為一位社會學者

2021/01/01 鄭陸霖

我成為一位社會學者，不是因為韋伯，不是因為傅科，而是因為宋澤萊的《打牛湳村》。

高中聯考後任性的我如願就讀附中夜間部，開始晝伏夜出的生活，終日與課外讀物相伴，最後乾脆在學校圖書館打工，逮到機會就躲進書庫深處蜷曲如鼠在角落看書。

夜校生活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南部同學，其中一位尤其憤世嫉俗，動不動就愛挑釁「台北人」不知道「做田郎」的辛苦。有次我們趴在學校頂樓欄杆看著台北夜色，他突然有感而發說很想讀農校，但老爸拚老命在田裡做，就是不要兒子再務農。我嘆息同情外，產生更多的困惑：對務農有興趣？是一種怎樣的感情？既然務農一生為何怨恨做田？那一刻的我不再在乎「我是誰？」，對「外面」有了新的好奇，台北之外顯然還有另一個更大、很不一樣的台灣，但那個世界到底怎麼了？

有一天我正在處理還書，無意中手裡的書名《打牛湳村》吸引了我。我通常不會對小說特別感興趣，無從逆料就在拿起放下之際，我的人生也跟著靜默地轉向。我看到：「古意和煦的笙仔與憤世嫉俗的貴仔在中盤商的使弄盤算下無奈地被削價剝削，看到花鼠仔如何『立志』力爭上游經營讓人啼笑皆非的一絲尊嚴，看到奸商林白乙的嘴臉與打牛湳善良無奈的日常苦鬥，看到大頭崁妙手盤演著『一江山決戰妖道魔蝦尊者』戲台後殘酷動人的領悟⋯⋯」蹲在書架走道的我神魂結實地第一次飛離了台北，尤其看到「糶穀日記」接近尾聲李臺西告誡兒子的話：「你將來若給我拿鋤頭，我就用鋤頭柄斃死你！」一下子嗅到了「外頭」的氣息，瞭解那位鄉下同學與他父親的糾結心情。

我開始每天剪報紙上的米菜價格，想從中拼湊出《打牛湳村》的近況，一個禮拜後，面對一堆數字與剪報，極度挫折覺得自己徹底無能，對著生物化學課本思索：這會是我要的嗎？1978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那夜我回老家靠在客廳入口，看到父親、開診所的醫師舅舅與他們政大的教授老友黃越欽，三個大男人在客廳談到苦楚無奈痛哭抱成一團，舅舅之後灰心喪志攜家移民日本，但我有《打牛湳村》的兄弟們在台北城外等著會合，便下了決心轉社會組，教務長看了申請二話不說像幫我辦喜事般比我還興奮地表示讚賞。

一年後，荒廢學業許久的我立志奮發追趕，終於也到了選填聯考志願的關頭，再次任性嚇到父母，只填了短短一排的社會學系便遞給他們要求追認簽名，心想「笙仔、貴仔，我來找你們了！」從此踏上我的社會學路，再也沒有回頭。

◎責任編輯：胡士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