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下正義大旗之前，我們能理解多少──台灣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人間絮語

2021/04/08 林彤

在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鏡頭下，我們究竟看到怎樣的人、怎樣的家庭、怎樣的死刑犯，與怎樣的社會？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提供

第一次去監所看「同學」（死刑犯）的時候，我其實是有點害怕的。身為人權工作者，在開車前往監所的路上我卻不斷地在思考：他殺過人，會不會我其實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會面的15分鐘，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他、跟他說話？

人生初體驗的「會面」比想像中更快結束，那位「同學」滔滔不絕地訴說對於被害者與家人的悔意，以及他信佛後對生命的感悟，在這個過程中，我就是專注地聆聽著。會面前的心魔早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疑問：他為什麼殺人？當下在想什麼？他後悔嗎？他在監所怎麼生活？有沒有朋友、家人關心他？還有，對於永遠看不到盡頭的監獄生活，他會迷惘嗎？這些問題無關乎法律制度，而是從情感上想深入認識一個新朋友的念頭出發，也許「同學」對我來說是在這天開始，才變得更加清晰。

導演李家驊在映後座談曾提過，他拍這部片其實是想問，國家判死的理由除了「人神共憤」、「天理難容」以外，死刑還能怎麼被理解？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提供

我們在討論廢死（或任何形式的犯罪）時，常聚焦加害者的成長背景，因為一個人之所以「長歪」必定有複雜的成因，而我們若是能知道原因，或許更能加強前端的社會安全網、接住有需要的人，避免類似事件再度上演。那在懲罰之後呢？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在映後座談曾提過，他拍這部片其實是想問，國家判死的理由除了「人神共憤」、「天理難容」以外，死刑還能怎麼被理解？因為天理難容，所以以命償命，然後呢？

「火災的感覺你知道嗎？像我在裡面好像每天都在發生火災，每天一覺醒來好像什麼都沒有的感覺。」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講述了三位死刑犯的故事。第一位是已經死刑定讞、正在看守所等待執行的A；第二位為2013年死刑定讞、2019年於看守所自殺的陳昱安；第三位則是眾所皆知、2016年執行死刑的鄭捷。

三位死刑犯雖犯行各異，但在「殺人償命」的正義大旗前，他們的命運殊途同歸，宛如報廢的物件，只有在律師、死囚家屬面前和撕去「死刑犯」標籤之後，才是一個個的血肉之軀。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提供

除了A本人有接受訪問以外，其他位分別從家人、律師、法官、監所管理員、民間團體、冤錯案受害者等，這些離死刑最近的角色切入，描述他們所看見的死刑犯樣貌，以及他們對死刑的看法，並帶出在「審判─判決─等待執行─執行─執行後」這段時間會經歷哪些情況。

重大刑案發生後，大眾往往只能接收媒體所報導的資訊，大部份都是被害人家屬悲慘的畫面，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很難深入討論社會制度對被害者、加害者雙方及其家屬是否還有改善空間。此外，本片還點出幾個尚待改進的問題：加害者家屬的心理支持、死刑犯缺乏收入與欠缺醫療、無限期的待死現象（Death Row Phenomenon）。

作為一位廢死運動倡議者，我認為如果對於死刑犯有那麼一絲覺得他的罪「天理難容」，無從宣洩這可恨的情緒，或許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會是另一個出口，讓我們能重新認識這群等待死亡、已經沒有未來的人，能對死刑制度有更寬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