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仁/永遠要回到小的場景,那是音樂出發的地方
張培仁身高189,讓身上的黑色T-Shirt變得更顯眼,那是他的公司街聲今年八月在圓山花博舉辦Park Park Carnival(下簡稱Park Park)的「趴T」。衣服背面設計簡單粗暴,詳列兩天音樂演出的團名,密密麻麻,光看就覺得喧嘩。「我好喜歡這件衣服。」距離活動結束已一個多禮拜,聽得出部分的張培仁還浸泡在音樂現場。
Park Park想說的意思是「公園裡停好車就唱」,概念直接但並不胡鬧,也可以說,張培仁作為台灣傳奇音樂行銷人——80年代在滾石音樂從企劃做到經理;90年代分別在北京和台灣成立魔岩唱片,為伍佰、楊乃文、張震嶽、熱狗等人打造經典唱片;2005年成立中子創新,催生掀起文青浪潮的Simple Life簡單生活節——就算胡鬧或許也有其原因。
行銷的立足點是看得精準說得巧妙,張培仁為Park Park進一步解釋:「它是Rookies Festival,不是Mature Festival。搖滾樂團都想上大舞台賺錢、演出,但不是每個人都足夠成熟做好這件事,你可能還不夠自信控制現場,還不足夠讓觀眾覺得你應該要高高在上。」於是Park Park邀請新銳表演者到公園人群裡,「它創造出來的場景就會很不一樣。」張培仁說,「讓音樂人找到粉絲,讓聽眾可以在這裡尋寶,就是街聲和Park Park的核心使命。」
談談你最喜歡Park Park Carnival的地方?
我們有八個舞台,除了主舞台是主辦方策展,其他都是徵選。我覺得免費有它的美,每個音樂活動都有目標設定,Park Park是免費的,需要我們去募集贊助,但我們讓相對沒有那麼有知名度的人,也可以參與。不管你是誰,舞台前面都有很多人在看,大家來挖寶,那個感覺很強烈;也有經過挫折、暫停一陣的樂團,帶著再試試看的想法來演出,現場大爆滿。各種場景會讓你覺得,這個事情帶給音樂人、樂迷的養分和興奮是足夠多的。
Simple Life即將迎來20年,它溝通的訊息會有不同嗎?
期待是來來去去的。當時提出「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因為大家沒有發現自己可以做喜歡的事;現在每個人都在做喜歡的事,可是到底能不能讓它有價值,這是另外一件事。第一屆、2006年的Simple Life是網路盛行後的產物,web世代的需求形成市場,後來到2014、15年是iPhone智慧型手機普及後的時代,像草東沒有派對、血肉果汁機等,到了Park Park已經來到資訊過量、資源過少的時代。
這是人類文明沒有發生過的事。大家都擁有資訊可是沒有資源,加上疫情和短影音的出現,資訊跟畫面就顯得雜亂,這是這時代會有一陣子混亂的原因。但它是不是end of the world?我覺得definitely not。它還會再變,社會的心理需求也還會再變,有些東西的本質,比如音樂,是不變的。
你人生第一個自己創造的音樂場景?
我成長於戒嚴時期,沒有搖滾樂可以公開談論的時代。那時和平東路有一個地方叫常新樂器行,是當年的老搖滾樂團Rock City Band的團長崔可銓老師開的,喜歡搖滾樂的人都會到那聚會。我就是在那個樂器行,看到新聞說約翰藍儂被刺殺了,第二天我們一群人聚在那裡,想為搖滾樂做點事。第二天早上,我跟朋友在附近國畫店買了宣紙,上面寫「悼」,下面寫「Do you still get “imagine" up there, John Lennon?」,然後放一張專輯的封面,師大路的老外全部過來跟我們一起插香拜拜,一鞠躬、二鞠躬。那時我才十八歲。
長大過程中,台北還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音樂場景?
我當兵出來後,台北有個餐廳叫做「香頌屋」,在安和路巷子裡,很少搖滾樂青年會去,可是你會在那看到羅大佑或彭國華,我們也就喜歡在那邊混,感覺好像自己參與了什麼東西。「麥田書店」是詹宏志、陳雨航、羅大佑、李壽全等人一起開的,一開始賣唱片,我在那買了一張Pink Floyd的專題《Final Cut》,櫃檯裡面賣專輯給我的店員就是羅大佑。「長春藤法式餐廳」在麗水街,到現在還在,它的法式西餐很好吃,當時的地下室是我們一群人混的地方,台北那時有文化氛圍和美感的地方不多,你會看到侯孝賢在上面寫劇本,長春藤就在我家、我開的唱片行附近,那裡是真正的搖滾樂據點,我們在地下室絹印T恤,舒國治會去,金士傑會去,張大春到現在還會去,聚集邊緣青年跟有資歷的文青,是很有意義的地方。
做音樂、做場景、做生活方式,是不太一樣的事?
2000初離開滾石唱片,我的論述和思路,綜合過去的養分和經驗,慢慢傾向出一個方向,我常常講,文化創意產業是三件事:文化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會有它的審美和價值觀,進而刺激創作者產生作品,它會反射或是去批判這個審美和價值觀,最後才會進入產業的流程。所以如果你希望創作變得更好,或者產業變得更好,要做的事情是先去做生活方式,而不是去做結果。
我心裡想,如果音樂產業未來還有機會往前走,在舊的收益模式斷絕、新的模式未知的時候,不如先去做生活方式吧,讓「場景」出來。而要做的時候,我們又不希望走得太前沿,我們要跟大眾更接近,進步一公分,而不是一公尺,所以Simple Life一開始做的是很單純、天真的審美。
現在很多樂團因為活動多了,政府補助多了,商業演出多了,大家每天命跑去賺生活費,可是最終,音樂還是需要某個路線跟高度,它才能活得久、影響的更大。我相信生命會自尋出路,走到極端就會回到另一個起點,它是來回變動的,有很多人拼命演出賺錢,也還是有很多人安靜地把音樂做得很厲害,每一個人的生活背景不太一樣,所以處境也不同就是了。但大多數音樂人都會在乎,有沒有辦法把好的東西變成流行、讓更多人喜歡,說起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一路在做的都是這個事情,而不是等音樂人自己紅了,然後再去經紀他、透過他賺錢就好了,當然對很多經營者來說也不是不行,那是Fast Way,可是針對更新的音樂人,you have to do something。所以中子和街聲等於是一個創作者的生態系,讓音樂人可以從這裡成長,加速,放大,直到有變現能力。這是辛苦的事,可是,這事情好歹得有人做吧。
現在講到台灣音樂場景,你會想到什麼?
我想到的是消失的地下社會、小河岸留言,想到女巫店、海邊的卡夫卡、操場、revolver。當年地下社會沒了,對整個音樂產業是非常大的的損失。每個城市都要有容許頹廢的地方存在,人與人碰撞在一起,放縱做各種實驗性的東西,才會前衛才會進步,才會撞出憤怒或火花。
每一代的人都在創造屬於自己的場景,Live House是養成音樂創作的場景。每天持續發生的東西才是場景,每年一次的音樂節,它當然會聚眾會熱鬧,可是留下來的東西不一定像再小的地方那麼深刻。美國搖滾歌手、藍領搖滾教父Bruce Springsteen,他在只能容納幾百人的小劇場、持續出「one-man show」;有一次我去日本發現搖滾樂團Arctic Monkeys,他們當週末在日本武道館的萬人演唱會已經sold out,卻選擇在週五晚上跑去涉谷800人的小場地演出,他們的manager解釋:唱大場子是release energy,而唱小場子是gathering energy。我覺得這是音樂人該做的事,如果他依然在乎自己能不能跟當代的觀眾對話,永遠要回到小的場景,因為那是他出發的地方。
本文選自《500輯》Issue115「小的創作場景之必要」
我們在實體空間裡相遇交流,留存過程。相對於擁有一定資源和框架的藝文場館,小而自由的獨立空間,包容了各種質疑、嘗試、衝撞的可能性,常成為創作者探索養成與初起步的所在,是傳承經驗、孕育文化的重要土壤。此期專題透過各領域各世代創作者、空間經營者、行銷人、觀眾的視角,打開這些創意場景,關注它們微而深遠的影響力。也邀請你走進,與預料之外的有趣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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