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讀書會現場紀錄】以穩定為名寫到極致，是高度政治性小說——詹宏志讀《美麗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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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這個字詞乍看充滿正面，但如果為了達到這目標，而壓抑、禁止一切的不同，那麼，這個人造的「理想國」，其實就是徹底糟蹋，視人類最可貴的「思想」於無物。「詹宏志週三讀書會」來到第八場，主講英國作家阿道斯・赫胥黎在1932年發表的反烏托邦作品《美麗新世界》。書中描寫的「世界國」，透過國家機器、科學技術、社會階級劃分來管理，提供感官娛樂、藥物，創造出合群穩定的社會。而這個看似沒有痛苦煩惱、只有歡樂，有如吸食迷幻藥劑的烏托邦，在當前世界儼然成為一種警世預言。

革命者為什麼變成維穩者？以穩定為名寫到極致的小說

《美麗新世界》以及《一九八四》、《我們》並列為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關於《美麗新世界》，詹宏志指出，「我在過去幾年，陸續看到各種媒體或組織，回顧過去百年重要作品，幾乎沒有書單不提到這本書，可見其份量。」

這是一本關於社會控制工程的小說。《美麗新世界》這本小說1932年問世，詹宏志談到，為何作者會看到這個未來世界，並想像這高度控制的社會，看起來最有可能的是史達林以及蘇聯的形成。當時人民的革命推倒了沙皇，但卻創造出另一個極權、集體性的社會，這有可能對20、30年代的人民帶來震撼。

革命者為什麼變成維穩者？必須用激烈手段穩定結構，詹宏志認為，《美麗新世界》就是「以穩定為名寫到極致的小說」。

赫胥黎當時在寫這部小說假設是六百年後，假想這個世界已經變成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叫「世界國」（World State），另外，還有「保留區」這個化外之地，保存著少部分人類作為野生動物一樣，像是「自然保護區」這樣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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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社會控制工程 高度政治性的小說

在「世界國」國家有標語，Community（共有／社群）、Identity（劃一／身份）、Stability（安定／維穩）。詹宏志解釋，Community其實是比較接近公社的概念，每一個人都屬於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屬於每一個人，我們都是彼此共有的，不是獨立的人，不應該為某些人所獨有，這也是書中的世界國為何反對婚姻，婚姻就是一夫一妻制，並把生殖從個人剝離，成為國家所有、統一生產，因為，有個人生產就有父母親的概念，母親有母愛，但這母愛不是對所有小孩，只對自己的小孩，這種愛是排他性的。

講「Identity」，指的是在社會扮演的角色，在「世界國」的社會，人分為五種階級，「阿爾法」、「貝塔」、「伽瑪」、「德爾塔」、「愛普西隆」，社會上要分工，五種等級的人做著不同的事，為了避免動盪不安，管理者就要讓所有人對自己身份都是滿意的。「Stability」，則是整個社會管理的核心，管理者思考的一切，都是為了社會的穩定而來。

「世界國」透過社會控制：基因工程、生理性與心理性的制約，並設計機制來宣洩慾望，消除革命的可能性。詹宏志直指，「這是一部高度政治性小說，提到各式社會工程，是有志於從政的人該看也該思考的。」

談維穩 比《美麗新世界》更早的是《我們》

詹宏志說到，這本書今天看起來非常嚇人，但這樣嚇人的書並不是這本書開始的，比《美麗新世界》再早個十幾年，俄國作家薩米爾欽寫出《我們》這本小說，他最早提出這個概念「自由意志，是社會混亂與不快樂的由來」，他注意到每個人的自由意志跟社會集體的目標是牴觸的，他想像，未來政權為了讓社會穩定，會用一種方法，讓大家都安於其位。

薩米爾欽描述的國家，有所謂「圓形監獄」的概念，每個人都受到監控，國民的名字都是號碼組成，每天每個人都根據國家的行程表，按表工作，什麼時間做什麼事。這部小說，石破天驚的描述高度控制的未來世界。1921年出版後整整一百年，至今仍不能在俄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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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比想像更容易抵達

1958年，赫胥黎寫了《重返美麗新世界》，這次不是小說，是社會學論著，他承認《美麗新世界》裡描述的事實進展比想像中快得多。詹宏志認為，科幻小說描述的世界，雖然是創造的，都提供另一個文明，讓我們對照反省。且預言者的企圖不只如此，他也提出了一種警告，讓人們對那個東西的到來，有一定警覺反省，讓它慢點發生或不要發生。

維穩的社會，看似歡樂、永遠青春、沒有煩惱，其實是剝奪人類決定自己是誰，以及思考的權利。但令人焦慮的是，也許就如《美麗新世界》開頭引用俄國作家尼古拉斯．柏地雅夫（Nicolas Berdiaeff）所寫值得我們反思：「烏托邦比我們從前以為的更容易實現，事實上，我們發現自己正面臨一個痛苦的問題，如何避免它的最終實現。較少的完美，才有較多的自由。」

《美麗新世界》後 被好萊塢豢養的赫胥黎

赫胥黎來自英國著名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是著名生物學家湯瑪斯·赫胥黎，也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著作者，赫胥黎的兄弟們也是有名的生物學家，一家人都很有社會地位，可說是文化貴族。

詹宏志指出，我看了很多赫胥黎的傳記，大多寫作者都有個遺憾，這麼聰明的心智、這麼厲害的思考者，但赫胥黎1937年到美國後幾乎沒有影響力。他躲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也躲過對二次大戰反省的責任，二次大戰在歐洲起的破壞、對人的傷害，他似乎是沒有能力或沒有意願要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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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在50年代後最大的貢獻，是寫了《眾妙之門》與《天堂與地獄》 ，這兩本書都是講神秘主義、藥物與幻覺，也變成嬉皮的聖經，但這已經是個沒敗型的文化，赫胥黎並沒有用他的思考能力，對人的艱難、對世界總體的困難，提出任何更進一步的主張。

詹宏志接著說，今天我提到他的書，仍然是二十世紀裡不可能去忽略的書，但赫胥黎寫完《美麗新世界》後，才三十幾歲，從那之後並沒有更大的貢獻，他後半輩子都住在好萊塢，好萊塢山壁上不是有很大的「HOLLYWOOD」嗎？他就住在第一個「O」的底下，他被好萊塢供養著，他在好萊塢工作了幾十年，拿到很好的酬勞，也寫了東西，不過留得下來的幾乎都是改編劇本，他改編《傲慢與偏見》、《愛麗絲夢遊仙境》，但沒有自己任何作品留下來。

很多為赫胥黎寫傳記的人都很惋惜，這麼一個世紀的智慧，最後浪費他的精力在好萊塢，也沒有在好萊塢留下任何東西，最後，詹宏志提到，有位傳記作家引用維多利亞時代詩人阿爾加儂·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的一首詩，詹宏志翻譯如下，用詩作為他講述赫胥黎的一些理解與結尾。

我預言生命卻與死亡為伴

預言歡樂卻哀傷

預言陽光卻雙眼全盲

預言人之道

路途卻與人類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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