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人物】朱西甯、劉慕沙與一屋子孤狼 朱天文、朱天心記錄文學朱家
「華太平家傳」、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譯本、「巫言」和侯孝賢多部電影改編劇本、「擊壤歌」、「唐諾看NBA」及「刺客聶隱娘」改編劇本...... 這麼多精彩巨作,都出自一個家族。
朱西甯、劉慕沙,與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女婿唐諾(謝材俊)及第三代謝海盟的筆耕不輟,一室書養出一家文學人,成為華語文壇也罕見的「文學朱家」。
文學家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三」系列,以兩集篇幅介紹這個家族,上集「願未央」聚焦朱西甯和劉慕沙,下集「我記得」是朱天文和朱天心姊妹。這也是這個被文壇視為低調、甚至「孤傲」的文學朱家難得對外公開。
以紀錄片呼群保義
以朱家的文壇成績與影響力,早在「島一、二」就獲邀請,朱家直到「島三」才點頭。擔任「願未央」導演的朱天文說,是因為2017年母親過世後,家人開始思考:「如果再不把我們看過的那個時代說出來,更不會有人知道了。」
兩部紀錄片,說的不只是兩代朱家人,更是朱家兩代所處的時代。但三年半的拍攝過程艱辛,尤其父母親兩位傳主都不在,不得已之下去翻出父親的1949年來台日記及信件,三個女兒花幾天讀信讀日記。朱天文說:「在我們的聲音裡,他們再次復活。」
朱天文有理想:「要重拾『呼群保義』的勁兒。」就像當年一群年輕人辦三三集刊,四處跑各校社團去喚起「士」。她說:「我就是重拾這個勁兒吧,用兩個影片來呼群一下,保對的事。」
為了這個理想,慣於在文壇「遁世」的姊妹倆願意為片宣傳,朱天心形容:「蛋糕做完了,放個櫻桃是個相對輕鬆的事。」
文學朱家
朱天心在紀錄片裡形容,一家人像是「幾個孤狼強碰在一個屋簷下」,父母敷衍地做父母、兒女們也就敷衍著做兒女。
「所謂的敷衍,就是基本的生活、教養管一管,其他就放牛吃草。從小就覺得他們心都遠遠的,在想一些別的事情。」朱天文解釋,「所以天心講的沒錯,就是父不父子不子吧。」
「我記得」的導演林俊穎也是朱家多年老友,面對採訪來的龐雜材料,一時不知如何串起珠玉。朱天心想到米蘭昆德拉曾形容卡夫卡的小說是「拆他現實的房子,用這些磚石去蓋他小說裡的房子」。
「我們家好像有一點這種感覺。大家都不是很專心在現實的生活上。」朱天心說:「而是用生活裡的素材,蓋另外一個黃金國度,也就是每個人心中的那個小說的國度。」
父親與母親
這個家,還是有煙火氣的。朱天文回憶,每到元旦前一晚,大家吃吃喝喝玩接龍,一到午夜12點,父親就會笑咪咪地上樓「開筆」。朱西甯就這樣寫出「鐵漿」、「八二三注」和「華太平家傳」等作品。
朱天文記得,父親總是寫稿到很晚,睡前像狼一樣巡一次全家,檢查燭火媒氣、加熱水。朱天心應和:「他只有這時候像一家之主,其他時候都不像。」
在女兒眼中,父親很愛乾淨、很細緻,她們家事課的作品交不出來,永遠是老爸代勞,但這樣的父親也從不要求母親在家務上做到如何有條不紊,因為他覺得劉慕沙的時間也很重要。他曾經說過,只有妻子有本事在他構思要寫作時,讓全家鴉雀無聲,「這是她的成全。」
劉慕沙本身也是日文翻譯大家。在那個年代,她是新竹女中高材生,而日文念到小學四年級因台灣光復中斷,靠著日本人留下的世界文學名著,從苗栗銅鑼通學到新竹,來回3個小時,她或在車門口唱歌、或在昏暗的燈下一本本讀出日文程度來。後來最難的日文,從川端康成到大江健三郎的書,都找上她譯。
朱天文回憶母親:「她像太陽,她覺得我父親才是在創作的人。」以前父母像小學生那樣並排坐著,母親翻譯,父親就像活字典在旁,她有人商討、幫忙條理,就更有信心。
「父親去世後,她就覺得這個支持她敢於一本一本譯書的這個東西不在了。」朱天文說,就像父親之於妹妹天心,像拉住風箏的力量,對母親也是,「從父親去世以後,她好像整個人這樣散掉了。」
但在朱天心看來,母親很愛玩,後來都在打網球、參加合唱團,父親過世後,母親的狀態比較像是「大人不在家,可以放暑假去玩了,不是很悲慘的。」
上校家的文學沙龍
朱西甯退伍之前是陸軍上校,俸祿有限,但家裡始終人來人往,當年同船來台的患難兄弟、袍澤、文友、學生,一波波來,如管管、瘂弦、洛夫、楊澤這些人都常往朱家跑。
劉慕沙慷慨接待,即使月底沒米了,要用煤代金、油代金去換,也不曾有憂色。朱天心說,那時媽媽會做三鍋飯,同樣的米,只是一鍋是「人飯」,兩鍋是給流浪狗準備的「狗飯」,只要有人上門,她總是那句話:「吃了沒?還有狗飯喔。」
朋友來來去去,朱天文小時候最喜歡搬張小板凳坐在爸爸腳邊聽大人說話。而天心和天衣都在外頭玩,拿著竹竿跑進跑出,眷村紗門碰碰作響。
「我對大人很挑剔。」朱天心就是討厭一些大人的滿口胡言、醉言醉語,把「文人無形」看在眼裡,「小時候人微言輕,只能以你們來前腳進門我後腳出門的方式抵制,後來會直接跟父親說,你不覺得這個人就是來蹭口飯吃?那個人是為思慕天文而來?」
朱天心說:「只要家裡一天有人,我自認當個諫官的工作就沒有休止過,爸媽浪費太多時間在這些人身上。」可是朱西甯想到自己當流亡學生時多希望遇到老師點撥,所以推己及人,從不拒絕上門學生。
連愛聽大人聊天的朱天文也記得,常常是父親寫了通宵,一大早就有學生敲門,他請他們進門,倒茶、聊天,「爸爸坐那,整個人是透明的,像燒陶燒到最後已經發青的那種火光。」
「我們有點是對父母親這種作法的反逆吧。」朱天文和朱天心後來自遠於台北文藝圈,一方面是這圈子太小太密,一方面是不想社交占用了寫作時間,「作為一個活在台北的人,我們非常孤僻不近人情。」
「我們常常講,把爸媽的祖產用光了。」朱天心說,這「祖產」指的是「他們對人的寬容、溫厚,有很多人很感念他們,因而庇蔭到我們身上,必須忍耐我們幾個人的孤僻,可是忍受一次兩次,祖產花完了」。
不只父輩的叔伯,後來的三三集刊也號召很多學生到朱家,如今在家裡來來去去的是貓貓狗狗。朱家還是友善接納來客。
姊妹的創作路
朱天心記得,到三三集刊結束時,她替父母跑銀行,才發現他們的存款第一次超過萬元,「爸媽就是這樣子過,養大三個女兒,創作又從沒鬆過手,他們到最後一刻都是這樣,所以妳也敢這樣過。」
成長在這樣的家庭,朱天文和朱天心都走上文學路,但這路子又有點不同。朱天文說:「先不說作品,起碼生活型態上也不一樣,一個就是宅在家,一個就是街遛子。」被父親稱為「街遛子」的朱天心抗議:「漫遊者比較好聽。」
朱天心認為,父母親的影響在於「讓我們不設限不設防的閱讀,整個書房對我們完全開放,任我們探險摸索」。雖然是同一個書架,朱天文看「紅樓夢」時,妹妹喜歡「西遊」、「三國」;朱天心看納博可夫「羅莉塔」時,姊姊在看「戰爭與和平」。不同的閱讀也構成不同的寫作。
兩人都是高中就開始寫作,大學時出版小說集,在三三集刊之前就是暢銷書作家。朱天心直言:「我們辦三三是為了護航胡蘭成,因為他的書被禁。」她的「擊壤歌」就連載在前四期。
朱天文─在電影殿堂拓展邊境
朱天文的小說和散文作品包括「小畢的故事」、「喬太守新記」、「世紀末的華麗」等,更與侯孝賢合作了眾多電影劇本,其中「好男好女」獲第32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與鍾阿城、謝海盟合作的「刺客聶隱娘」入圍第52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朱天心認為,姊姊花太多時間在電影劇本上太可惜了。
朱天文卻說:「寫劇本時其實只動到腦皮層,只有寫小說、使用文字的時候,才是動員整個人。」
朱天文認為,在本業小說上已經是堂奧之堂奧裡的人,「電影對我最大的意義,就是鑑賞力」。她舉例,要專心致志寫多久,才能獲得文學的鑑賞力,在電影上也是追求這一點,尤其合作的是侯孝賢導演,可以跟著「一進二進三進地進到殿堂,去開拓邊際。」
朱天心─受負面引導的創作
朱天心小時內向、敏感,父親曾說她「就是心眼多,被心眼壓得長不高」。朱天文形容妹妹像「全身布滿了纖毛」,早別人之前感知,「她說她是希臘卡珊德拉,沒人信她的預言,她就看著災難一直發生。她寫『古都』、『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時,她就是很受苦。」
「我一路是靠著我不想變成這樣的人、不想做那樣的事,各種負面的力量,像是一個河堤,把我豐沛的水一路導過去。」朱天心說:「我覺得這是很荒涼的,等於是靠著負面的力量在前行。」難得碰到她認同的「志士仁人」,也常常到一個階段後,「同志,我們就此分手吧」。
朱天心說,自己是有東西才寫,沒東西就很誠實地不寫,面臨人生各種的困惑時,也專心面對困惑,絕對不強作解人,不回頭去寫一些讀者很期待或是曾經銷路很好的東西。
不回應讀者、出版社、評論、文學獎,很多人指朱家「傲慢」。朱天心說:「我不覺得是傲慢。我自己喜歡的作家是這個樣子,坐下來把這些一股腦關在門外。我在幹這一行活的時候,也會以我喜歡的作家當成學習的對象。」
朱天心也謹守分際,絕不讓創作和社會運動等「業外」的事模糊了界限。她會去參加資源少、聲量小但主張獲她認同的社會運動,但絕不拿創作當成宣傳工具,「我這輩子再急切的主張,我都不願意讓我的文學去服務它,我用公民的身份去參與這些讓我急死的事情,還我文學一個空間。」
關於小說
朱天心承認,到某個階段後,文學作品就看得少了,「只要看第一段,就知道之後,就有一股便當味。」像被蒸過的便當,一打開聞到水氣,就知道今日菜色,就不想吃了。
朱天文呼應,所以到了某個年齡後,「創作的人喜歡看素材。」或者如波赫士說的,比閱讀更好的一件事情是重讀,「這次拍紀錄片,也在重讀父親的東西。」
朱天文以前很崇拜父親,讀中山女中時,放學回家書包一扔就衝二樓,翻找父親前一夜寫的「八二三注」新篇,像追劇一樣,總覺得更新太慢太少,但辦三三集刊後,就不大看父親的文章了,「那時覺得重要的是做天下事,小說不過是工匠技藝。我看輕了小說這一門行當。」
朱天文到寫完「巫言」後,大概50歲時,才發現不該是這樣,「小說變成一個鑰匙,你還可以對這世界再看再想。」回溯曾經對小說的偏離,她說:「大概是胡蘭成讓我們分心走開的。」
「這次拍紀錄片也是還我父親一個公道。」朱天文說:「到了現在,我覺得他作為一個小說家,是比我們都更有自覺跟意識,對小說的開發跟語言的拓展,我們兩個大大不及。我覺得紀錄片是我對父親的懺悔錄。」
「胡爺」胡蘭成
大多數人知道胡蘭成,是因為張愛玲,也因為張愛玲,大多數人不喜歡胡蘭成。朱家那時給了胡蘭成庇護,朱天心說:「被拖累慘了。」
最初是因朱西甯要寫張愛玲傳,認識了在文化大學教書的胡蘭成,當胡因「漢奸」罪名在幾天內要被驅離文化時,朱家租下隔壁空房,接「落難」的胡蘭成接過來,繼續寫作、並在周末開課。
一開始這些課很搶手,到後來「漢奸」說愈演愈烈,胡的書被禁,很多曾聞風而來的人背棄而去,還有人直接跟朱西甯說「你要是再跟他在一起,我們就絕交」,也有出版社揚言不再合作,等於是威脅到彼時已經退役專職寫作的朱西甯經濟來源。
在天文和天心看來,當初父親已在思考「華太平家傳」,想的是自己和先輩受基督教入中土後的滋養,因此在中國貧弱時,仁人志士要如何在以西學為體之下找到「中體」,為中國的近代化盡一點力量,就在此時,他看到胡蘭成的「華學、科學與哲學」。
朱天心說:「在胡蘭成的談中國文明這上頭,我覺得他有找到答案。」朱天文說:「所以父親對胡蘭成是執弟子之禮的。」後來還跟著學習了易經,在易經上找到「中體」。
朱家的現在式
父親的遺作「華太平家傳」50萬字未盡,中華民族的太平盛世未到,文學朱家走了兩老,曾經人聲鼎盛的餐桌如今鋪滿老貓的護墊。
朱天文不是在家、就在家附近的丹堤咖啡,或在其間的路上;朱天心和先生唐諾也是每天到忠孝東路的咖啡店寫作。都不在家裡寫,是因為不想動父母的書桌。
「我覺得很幸運,我們幾個想法都滿接近的。」朱天心舉自己和唐諾為例,「我們到現在還可以把生活過得很學生,跟大學沒有差很多,這樣,自由就出來了。」
她每天走17、8公里,以「直立人猿」的高度與周遭世界互動,會知道每個街角有什麼、那棵桑椹熟了,還成為朱家對外的聯絡窗口,要每天跟還用傳統手機的姊姊回報今日來電,唐諾也不用3C設備,所有出版社、邀約都到她這來,由她編理由婉拒。於是有了這樣的傳說:「朱家好窮,共用一支手機。」
朱天文穿著長袖的圍裙,在小叮噹百寶袋似的口袋裡裝著各種藥,每天穿街走巷照顧流浪貓。家裡更像「野戰醫院」,病貓、病狗,拼拼補補的護墊,生生把一位小說家、劇作家變成拼布專家,但她甘之如飴。為了紀錄片,家裡意思意思粉刷了一下,至少可堪入鏡。
接下來,兩人要回到大隱於市的生活,朱天文有一直要寫的長篇,想寫出「我們在場的、我們記憶的父輩的台灣」,還要著手侯孝賢新片「舒蘭河上」的劇本,那是基於朱家第三代謝海盟的書,講一個亞斯伯格孩子跟河神的友誼。
朱天心也迫不急待:「上片完,我們就趕緊解甲歸田,要做自己的事情了。」
文學朱家,根還是在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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