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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人物】就要走艱難的路 在寫作中得救贖的陳玉慧

2021-12-19 00:00 袁世珮

如果人生真有那麼一個啟蒙的瞬間,那作家陳玉慧就是在高中時讀到赫塞的「徬徨少年時」,所有年少時的傷口都有了名字:「我只是想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為什麼那麼艱難?」

陳玉慧一直自我挑戰走不同的路。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一直自我挑戰走不同的路。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之後的人生也一直在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台灣、紐約、巴黎、德國,表演、記者、作家,唯一不變的是,她永遠會回到書桌前寫作。寫作,就是她永恆的初戀。

陳玉慧從高中時期即大量閱讀、大量寫作。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從高中時期即大量閱讀、大量寫作。記者沈昱嘉/攝影

寂寞女孩遇到赫塞

在「斜槓」這個名詞還未出現之前,陳玉慧就有很多斜槓了,但最初也是不變的身分一直是作家,大學時就開始往報紙副刊和「三三集刊」等處投稿,1992年的「徵婚啟事」成為代表作,多年來,眾多作品加上各種語言譯本,的確著作等身。

「我從小寫作,在我從事別的行業的時候,我還是繼續一直在寫。」陳玉慧說,寫作跟閱讀是一起的,而她的大量閱讀始於高中時。

那時,父母婚變,沒人關愛的女孩在學校也比較孤單,是一個「奇怪的小孩」,就是這時,陳玉慧接觸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Hermann Karl Hesse)的「徬徨少年時」,「我整個人就完全被捕捉進去了,我覺得他寫的就是我。」從赫塞寫的第一行字,她就被緊緊地抓住了。

陳玉慧讀很多赫塞、很多卡夫卡、很多卡謬,因為大量閱讀,所以動念想自己寫,高中時就有文章在校刊上發表,也持續寫日記,「我大量閱讀、大量寫作,幾乎是不斷的。」

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學巴黎,又到紐約外外百老匯工作、在媒體任職,再到德國,當聯合報的歐洲特派員,「我永遠沒有放棄過寫作,我服務媒體時衝鋒陷陣跑了很多國際獨家,但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要回到我那一張書桌去寫我的書。」

陳玉慧一直自我挑戰,走不同的路。圖/陳玉慧提供。
陳玉慧一直自我挑戰,走不同的路。圖/陳玉慧提供。
陳玉慧認為,寫作是自己的救贖。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認為,寫作是自己的救贖。記者沈昱嘉/攝影

害羞而勇敢地走進世界

「因為我的艱難是在於我一直想要打破自己,我一直想跨界、一直想打破籓籬。」陳玉慧說:「所以我就是一直想要走不同的路,可能就比較艱難一點。」

訪問當天,陳玉慧身體不適,輕聲細語,符合她有點害羞的個性,但同時,她的骨子裡也有一種冒險精神,她自己說:「我從小就比較喜歡跨出去。」

30多年前那本作品「徵婚啟事」就非常大膽。陳玉慧在當年的三大報刊登徵婚啟事,她一一與108名應徵者面談,然後將自己與其中42名男士的互動寫成書,「那個時代這種事情是比較少見的,有點驚世駭俗,也很前衛,就是覺得很好玩。」

「徵婚啟事」本身跨領域、跨風格,有點像報導文學,甚至像行為藝術、達達主義,這本書後來也改編成電影、電視和舞台劇。陳玉慧說:「我一直喜歡跨界,喜歡從事不一樣的東西,我喜歡融入各行各業做很多嘗試,實驗性高一點的我就比較有興趣。」

「我一方面非常的害羞,一方面又做那種驚世駭俗很大膽的事,我好像在這兩個極端裡面勇於嘗試。」例如她到巴黎的第一個月,在龐畢度文化中心看到一群唐氏症的演員在表演默劇,陳玉慧就被吸引了,就跟著他們到法國北部去學表演。

後來,一個人跟著西班牙Theatre Buffons劇團,在全西境內巡迴演出,再後來到了紐約,在外外百老匯演出,找畫廊借場地搞街頭巡迴。

甚至與德國丈夫認識16天就結婚,也很勇敢。

「大膽」的陳玉慧在紐約應徵中文媒體的記者工作,人家只問三個問題:「會拍照嗎?會廣東話嗎?會沖洗照片嗎?」只有一台傻瓜相機的她只勉強符合第一個要求,但太想要工作,另兩題都大膽應下。

第一天上班就到唐人街跑兇殺案的新聞,果然周遭都在說廣東話,聽不懂的陳玉慧聰明地去找說英文的白人警察,採訪到了新聞,只是沖照片就犯了難。她進到暗房,用裡面的電話打給攝影家朋友柯錫杰,柯不在,好心的助理就透過電話教學,幫陳玉慧沖出人生第一張新聞照片。

後來陳玉慧到了德國,毛遂自薦當聯合報的歐洲特派員,當時還被報社質疑「她不是藝術家嗎?當記者行嗎?」不服輸的她勇闖兩德統一不久、還有些亂的德東訪問「光頭族」,以一篇非外電翻譯的自採稿拿下這個工作。

陳玉慧書作「徵婚啟事」曾改編成舞台劇,萬芳(左)與李國修參與演出。圖/本報資料照...
陳玉慧書作「徵婚啟事」曾改編成舞台劇,萬芳(左)與李國修參與演出。圖/本報資料照片
陳玉慧書作「徵婚啟事」曾改編成電影,劉若英(左)與伍佰參與演出。圖/本報資料照片
陳玉慧書作「徵婚啟事」曾改編成電影,劉若英(左)與伍佰參與演出。圖/本報資料照片
陳玉慧(右)書作「徵婚啟事」是代表作。圖/本報資料照片
陳玉慧(右)書作「徵婚啟事」是代表作。圖/本報資料照片

寫作上的改變

「我們(還在初戀的島上)」是陳玉慧2021年的新作,寫四個年輕人返鄉創業,談到愛情、談到理想,也有氣候變遷的大環境。

寫作期間正逢疫情,陳玉慧待在家中寫一個初戀的故事,四個角色都可以在她身邊的朋友身上找到影子,甚至多少都有她自己的樣子,而寫到環境,則是拉大格局,「我知道這個大議題可能讓人覺得太乾,所以就用愛情來寫,你在關心愛情的時候,其實後面有一個很龐大的主題。」

有趣的是,也正因為疫情,陳玉慧的書寫方式改變了。「我以前寫作是特別喜歡做研究的人。」她寫烏龍茶就研究到變成茶專家,更曾為了寫瓷器,像公務員一樣連續數月、每天泡在故宮的圖書館查找資料,把中西瓷藝史讀透,筆記多的像「進京趕考」一樣。她的每一本小說,都是研究一年、筆記一年、寫作一年、修改一年。

陳玉慧習慣在咖啡館寫作,每天帶著筆電在東柏林的咖啡館到處移動,中午寫到晚上收工回家,這次因為疫情,逐漸地哪都不能去,所有研究也只能在網上。為了這本書,她還是研究了蜜蜂、環境變遷、永續材質、衝浪。

她以前還會緊守大綱,把每一章節的關鍵字、情節發展、人物關係等等都列出很多大綱,按照大綱、時間,細細規畫,寫作時就要不時去查看大綱,確認是不是寫偏了、該不該拉回來。

陳玉慧的另一個舊鐵則是自律,「只要啟動了,我就是一天1000字,這就是一個規律,有時候寫到999,不行,我一定要多加一個字。」這就變得很辛苦,有時100、300字就寫不下去了,她也不肯算了,還是設法補足千字,「偶而有個神來之筆,突然進入了狀況,寫得很順,這人物突然講出一句經典名言,就覺得,哇,今天真的好值得。」

寫作有寫作的難,陳玉慧說,現在有一些技巧、知道一些文句的造法、知道出版社歡迎什麼樣的書,「但是我覺得難的是你去寫,還寫的很開心。如果你寫的都不快樂了,那書應該沒有人想看,作家應該要先設法自娛吧。」

所以這一次,陳玉慧要「沒有章法的寫」,不再拘泥於大綱,而是跟著角色走,「他們去旅行,我就跟著他們去旅行,他們要學唱歌,我就讓他們學唱歌,這一次我不糾結了,我讓他們很自由地去發揮他們的愛情觀。」

「我覺得好像有點為了這樣子而繼續寫。」陳玉慧說:「我不知道別人是如何享受人生,但是我至少知道,寫書的我的是我比較喜歡的我,所以要繼續寫。」

陳玉慧認為,寫作是自己的救贖。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認為,寫作是自己的救贖。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在新作採取「沒有章法」的寫法。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在新作採取「沒有章法」的寫法。記者沈昱嘉/攝影

滿世界跑獨家的特派員

聯合報曾有一個制度,全球獨家發給一萬元美金。陳玉慧說:「報社總共發過五次,我得過三次。」

陳玉慧不是新聞科班出身,但嚴守著「五個W」原則,規規矩矩做查證,絕不單方面有聞必錄,許多獨家正是因此得來,「就變成我的新聞跟別人不一樣,只是為了要走自己的路,為什麼那麼艱辛呢?」

那些年,陳玉慧的獨家包括獨家專訪到香港回歸前的港督彭定康,還有當年前副總統連戰秘密從紐約到基輔,各媒體滿世界找人,結果三大報頭版頭條,一家說他抵達慕尼黑、一家說是到巴黎,只有陳玉慧寫的基輔是正確答案。

「我處於新聞的黃金年代。」陳玉慧回想那時,常常連牙刷都沒帶,一通電話就上飛機,邊走邊想辦法,就這樣到戰地去。

陳玉慧一直自我挑戰,走不同的路。圖/陳玉慧提供。
陳玉慧一直自我挑戰,走不同的路。圖/陳玉慧提供。

書寫與梳理感情

新書寫情,陳玉慧說:「我每一本小說都是言情,但是我在言情裡其實是有提出一個大背景的東西,要言情又言之有物才是重點。」

在新作,陳玉慧覺得自己對愛情的看法有點變化,像是「參透」了,「法國人都已經告訴我們,愛情只有三年,其他都不是愛情,不管你們在一起多久,我就是覺得沒有那麼永恆的愛情。」

自認是執著的人,所以從小就會為感情所苦,她不認為感情可以靠「經營」得來,「經營的情感都太算計了,情感跟種樹一樣,是你要灌溉,讓它自然生長,不然愛情當然會枯萎,我自己就曾任憑我的愛情枯萎。」她已在4、5年前離婚。

另一個對「情」看法的改變,是與父親的結。陳玉慧承認,自己缺乏父愛,所以在十幾歲讀赫塞時、20幾歲在巴黎讀卡夫卡的「致父親的信」,她都震憾、崩潰,「為什麼父親這麼地不理解我們?」

那些事都是小事累積起的,讓陳玉慧介意的是「爸爸為什麼一直說謊?」直到後來才理解,父親只是相信了自己的謊言,「在我十歲前,他是無比偉大的巨人,我多麼的愛他,可是父親外遇不斷、謊言不斷。」

有一次,父親說在中和大戲院辦了一場盛大活動,還請大明星白光登台,陳玉慧帶了同學去,發現根本進不去,因為不是父親辦的;還一次,她把熱飯從電鍋裡拿出來,太燙,打翻了,父親發怒罰她到外面跪,那時她10歲,「我是一個敏感的小孩,這事情造成我的人生也就崩潰了。」

在寫「海神家族」時,陳玉慧做了無數的心理分析,在某次進行佛洛伊德的「空椅技術」時,她竟然真的對代表家人的高高低低椅子侃侃而談。陳玉慧開始隱隱約約知道,父親一個年輕人從北京到台灣,也沒有人愛他,「我應該要體諒他。」

「一路以來我都有這樣的父親問題,一直都是我的寫作題目之一,到這一本我突然放下了。」陳玉慧讓書中人物與父親和解,事情上,也是她對父親的諒解,「寫作救了我,還好我有一枝筆,很多事情是這樣走過來的。」

陳玉慧借新作梳理自己對感情的想法。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借新作梳理自己對感情的想法。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一直自我挑戰走不同的路。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一直自我挑戰走不同的路。記者沈昱嘉/攝影

世間就缺一本我的書

「有時候就覺得,如果不寫那又怎樣?這世界不缺一本我的書吧?」陳玉慧也曾經這麼想過,「可是後來,我就覺得,對,就缺一本我的書。」

曾經仰望杜斯妥也夫斯基、紅樓夢、海明威,知道什麼叫「好的文學」,所以不敢隨便寫,但是現在,陳玉慧說:「我現在可以任意地寫,那也是一種自由。寫作是自己跟自己共存、自己挑戰自己,也是自己娛樂自己的方式,寫作已變成我的生存之道。」

「從赫塞那句話,我到現在都可以告訴自己,就是這樣,我仍然在寫,因為我仍然在走那一條跟人家不一樣的路。」陳玉慧想到當年那個看赫塞的小女孩,「我希望我也寫出這樣的書,讓其他的小女孩看到。」

陳玉慧借新作梳理自己對感情的想法。記者沈昱嘉/攝影
陳玉慧借新作梳理自己對感情的想法。記者沈昱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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