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人物】就要走艱難的路在寫作中得救贖的陳玉慧

2021-12-19 00:00 袁世珮

如果人生真有那麼一個啟蒙的瞬間，那作家 陳玉慧就是在高中時讀到赫塞的「徬徨少年時」，所有年少時的傷口都有了名字：「我只是想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為什麼那麼艱難？」

陳玉慧之後的人生也一直在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台灣、紐約、巴黎、德國，表演、記者、作家，唯一不變的是，她永遠會回到書桌前寫作。寫作，就是她永恆的初戀。

寂寞女孩遇到赫塞

在「斜槓」這個名詞還未出現之前，陳玉慧就有很多斜槓了，但最初也是不變的身分一直是作家，大學時就開始往報紙副刊和「三三集刊」等處投稿，1992年的「徵婚啟事」成為代表作，多年來，眾多作品加上各種語言譯本，的確著作等身。

「我從小寫作，在我從事別的行業的時候，我還是繼續一直在寫。」陳玉慧說，寫作跟閱讀是一起的，而她的大量閱讀始於高中時。

那時，父母婚變，沒人關愛的女孩在學校也比較孤單，是一個「奇怪的小孩」，就是這時，陳玉慧接觸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Hermann Karl Hesse）的「徬徨少年時」，「我整個人就完全被捕捉進去了，我覺得他寫的就是我。」從赫塞寫的第一行字，她就被緊緊地抓住了。

陳玉慧讀很多赫塞、很多卡夫卡、很多卡謬，因為大量閱讀，所以動念想自己寫，高中時就有文章在校刊上發表，也持續寫日記，「我大量閱讀、大量寫作，幾乎是不斷的。」

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學巴黎，又到紐約外外百老匯工作、在媒體任職，再到德國，當聯合報的歐洲特派員，「我永遠沒有放棄過寫作，我服務媒體時衝鋒陷陣跑了很多國際獨家，但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要回到我那一張書桌去寫我的書。」

害羞而勇敢地走進世界

「因為我的艱難是在於我一直想要打破自己，我一直想跨界、一直想打破籓籬。」陳玉慧說：「所以我就是一直想要走不同的路，可能就比較艱難一點。」

訪問當天，陳玉慧身體不適，輕聲細語，符合她有點害羞的個性，但同時，她的骨子裡也有一種冒險精神，她自己說：「我從小就比較喜歡跨出去。」

30多年前那本作品「徵婚啟事」就非常大膽。陳玉慧在當年的三大報刊登徵婚啟事，她一一與108名應徵者面談，然後將自己與其中42名男士的互動寫成書，「那個時代這種事情是比較少見的，有點驚世駭俗，也很前衛，就是覺得很好玩。」

「徵婚啟事」本身跨領域、跨風格，有點像報導文學，甚至像行為藝術、達達主義，這本書後來也改編成電影、電視和舞台劇。陳玉慧說：「我一直喜歡跨界，喜歡從事不一樣的東西，我喜歡融入各行各業做很多嘗試，實驗性高一點的我就比較有興趣。」

「我一方面非常的害羞，一方面又做那種驚世駭俗很大膽的事，我好像在這兩個極端裡面勇於嘗試。」例如她到巴黎的第一個月，在龐畢度文化中心看到一群唐氏症的演員在表演默劇，陳玉慧就被吸引了，就跟著他們到法國北部去學表演。

後來，一個人跟著西班牙Theatre Buffons劇團，在全西境內巡迴演出，再後來到了紐約，在外外百老匯演出，找畫廊借場地搞街頭巡迴。

甚至與德國丈夫認識16天就結婚，也很勇敢。

「大膽」的陳玉慧在紐約應徵中文媒體的記者工作，人家只問三個問題：「會拍照嗎？會廣東話嗎？會沖洗照片嗎？」只有一台傻瓜相機的她只勉強符合第一個要求，但太想要工作，另兩題都大膽應下。

第一天上班就到唐人街跑兇殺案的新聞，果然周遭都在說廣東話，聽不懂的陳玉慧聰明地去找說英文的白人警察，採訪到了新聞，只是沖照片就犯了難。她進到暗房，用裡面的電話打給攝影家朋友柯錫杰，柯不在，好心的助理就透過電話教學，幫陳玉慧沖出人生第一張新聞照片。

後來陳玉慧到了德國，毛遂自薦當聯合報的歐洲特派員，當時還被報社質疑「她不是藝術家嗎？當記者行嗎？」不服輸的她勇闖兩德統一不久、還有些亂的德東訪問「光頭族」，以一篇非外電翻譯的自採稿拿下這個工作。

陳玉慧書作「徵婚啟事」曾改編成舞台劇，萬芳(左)與李國修參與演出。圖／本報資料照... — 陳玉慧書作「徵婚啟事」曾改編成舞台劇，萬芳(左)與李國修參與演出。圖／本報資料照片

陳玉慧書作「徵婚啟事」曾改編成電影，劉若英(左)與伍佰參與演出。圖／本報資料照片

寫作上的改變

「我們（還在初戀的島上）」是陳玉慧2021年的新作，寫四個年輕人返鄉創業，談到愛情、談到理想，也有氣候變遷的大環境。

寫作期間正逢疫情，陳玉慧待在家中寫一個初戀的故事，四個角色都可以在她身邊的朋友身上找到影子，甚至多少都有她自己的樣子，而寫到環境，則是拉大格局，「我知道這個大議題可能讓人覺得太乾，所以就用愛情來寫，你在關心愛情的時候，其實後面有一個很龐大的主題。」

有趣的是，也正因為疫情，陳玉慧的書寫方式改變了。「我以前寫作是特別喜歡做研究的人。」她寫烏龍茶就研究到變成茶專家，更曾為了寫瓷器，像公務員一樣連續數月、每天泡在故宮的圖書館查找資料，把中西瓷藝史讀透，筆記多的像「進京趕考」一樣。她的每一本小說，都是研究一年、筆記一年、寫作一年、修改一年。

陳玉慧習慣在咖啡館寫作，每天帶著筆電在東柏林的咖啡館到處移動，中午寫到晚上收工回家，這次因為疫情，逐漸地哪都不能去，所有研究也只能在網上。為了這本書，她還是研究了蜜蜂、環境變遷、永續材質、衝浪。

她以前還會緊守大綱，把每一章節的關鍵字、情節發展、人物關係等等都列出很多大綱，按照大綱、時間，細細規畫，寫作時就要不時去查看大綱，確認是不是寫偏了、該不該拉回來。

陳玉慧的另一個舊鐵則是自律，「只要啟動了，我就是一天1000字，這就是一個規律，有時候寫到999，不行，我一定要多加一個字。」這就變得很辛苦，有時100、300字就寫不下去了，她也不肯算了，還是設法補足千字，「偶而有個神來之筆，突然進入了狀況，寫得很順，這人物突然講出一句經典名言，就覺得，哇，今天真的好值得。」

寫作有寫作的難，陳玉慧說，現在有一些技巧、知道一些文句的造法、知道出版社歡迎什麼樣的書，「但是我覺得難的是你去寫，還寫的很開心。如果你寫的都不快樂了，那書應該沒有人想看，作家應該要先設法自娛吧。」

所以這一次，陳玉慧要「沒有章法的寫」，不再拘泥於大綱，而是跟著角色走，「他們去旅行，我就跟著他們去旅行，他們要學唱歌，我就讓他們學唱歌，這一次我不糾結了，我讓他們很自由地去發揮他們的愛情觀。」

「我覺得好像有點為了這樣子而繼續寫。」陳玉慧說：「我不知道別人是如何享受人生，但是我至少知道，寫書的我的是我比較喜歡的我，所以要繼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