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有蓉／我在法國教哲學，法國高中生為什麼要讀哲學？

2020/08/06 孫有蓉（巴黎索邦第一大學哲學系講師）

在法國，高中一年的哲學教育以及畢業考，造就了大量簡易哲學書籍、哲學廣播，甚至媒體上也常有哲學人現身。圖／聯合報系資料庫

自從在法國教哲學以來，許多人曾問我，法國學生在高中階段就讀哲學了，到了大學，程度是不是很好？

「是也不是。」我總是這樣回答。

記得十多年前進台灣哲學系的時候，大家其實根本就不知道哲學是什麼，在當時的社會，「哲學」普遍來說是個太過陌生的詞彙，指涉著一個空集合，連大概是什麼都沒有任何概念。在那個時代，許多人聽到哲學系會問：「以後是要去幫人算命嗎？」爸媽直到今天都還會笑著提起當初去參加我的新生家長會時，在座的家長們有一半都在說：「我的小孩不應該讀哲學系！」「要怎麼轉系？」說得在場的哲學系老師們十分尷尬。

到了法國，大家聽到我讀哲學時回答都有著非常驚人的一致性：「哇，好厲害喔！」千篇一律總是這句，不過大多數的時候也沒有下一句了，最多可能再問：「以後工作會不會很難找？」兩國情，儘管對哲學的印象相差甚遠，但其實也是大同小異。在法國，高中一年的哲學教育以及畢業考，造就了大量簡易哲學書籍、哲學廣播，甚至媒體上也常有哲學人現身，因此許多人就算不知道哲學確切是什麼，也對哲學有著高深、知性，宛如哲學家沙特一般的印象。

法國大學哲學系學生程度好不好？看起來很好，因為看起來都好像知道哲學是什麼，也好像對許多哲學家琅琅上口，讀過不少哲學經典的節選，很多哲學家的名言錦句也都看來十分熟稔，然而，這所謂的程度好也就僅止於此了。跟從來沒聽過哲學的台灣學生比起來，是的，這些學生當然好像非常厲害，但這些腦袋裡記起的斷簡殘篇其實稱不上哲學。然而，高中的哲學教育和整個社會對哲學的態度，使得思考與討論在社會多數階層中受到鼓勵。

法國高中的哲學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但很長一段時間，哲學班有點像今天台灣的菁英班，並不普及，而所謂的哲學教育也主要著重研讀經典。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左右，哲學教育才開始普及變成必修科目，僅管只限於高中最後一年。一開始，普及哲學高中教育其實比較像我們高中的文化基本教材，希望學生認識影響自己文化的重要經典思想，因此學生讀古希臘哲學家、古羅馬哲學家、中世紀經院哲學家、法國哲學家、德國哲學家，因為這些思想在孕育法國文化當中都有貢獻。經過幾次教育改革，哲學課程才變得兼顧經典閱讀和問題思考，把民主國家內公民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視為所有公民的權利。正如政令上所言：這項教學（哲學）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對分析、論述的品味、辯論的能力以及對知性責任的公民意識。簡而言之，法國高中的哲學教育最希望培養的是學生們的批判思考能力及偏好。

我在教書的某一年曾經給了學生一個論說文的題目，要他們去思考為什麼國家要興辦教育。那如果我們換個問題，問問自己：國家為什麼要教人民批判思考？這個問題好像很天真，「因為批判思考很重要！」也許我們會很直覺地如此回答。政府培養人民批判思考的能力，那不就等於培養了人民批判政府的能力了嗎？政府做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點搬石砸腳，為自己製造麻煩？然而，沒有批判、獨立思考的能力，撇開政治與社會參與不說，一個人真的有能力為自己的人生作決定嗎？沒有能力為自己的人生作決定，那在一個民主國家，人又怎麼可能有能力透過選票來決定自己與國家的未來？培養叛逆的能力，大概是這個國家保護自己民主精神的方式。

這也是為什麼今日的法國高中哲學教育偏重在孕育學生對分析、論理的興趣甚至偏好，希望學生在各式資訊面前，青睞理性分析更勝感性說服，且有能力自己分析，對資訊作出獨立的判斷。儘管這些學生們實際上對哲學思想的認識很淺薄，大概就像我們曾經讀過的四書《論語》一樣，除了一些華麗的句子和概念，沒什麼太深刻的認識。至少，進入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們卻多數抱著對哲學的憧憬而來，雖然有時候這憧憬可能源於某些片面的幻想，卻至少有著一定的學習動機，讓老師們省去了娛樂學生、賺取關注的力氣。

第一年教書的開學前夕，我緊張地問著同事們大一學生的程度，同樣身為博士生，其他老師總是一臉老神在在地跟我說：「不用擔心，他們什麼都不懂，從零開始教就好了。」

我上完第一堂課的時候心裡嘀咕著：「才怪！什麼從零開始，根本應該從負的開始教。」正是因為學生們在高中時泛泛地學過一些哲學著作，聽過一些老師簡介的哲學理論，所以他們並不是腦中一片空白，反而有著許多宛如維基百科的簡化認知以及偏見，以及丟不完的專業詞彙。

「老師！（其實在法國學生是用先生、女士來稱呼老師，用在中文語境實在很老氣，就容我不這麼寫了）柏拉圖不就是提出二元論，認為理型是永恆的獨立存有嗎？」第一堂課，我還在簡介著柏拉圖的著作形式的時候，一個妙麗舉手丟了一堆術語「二元論」、「理型」、「獨立存有」等等，每一個詞都可以花上三個小時來界定語意。記得自己從前在大學的時候，半吊子的學問讀過幾個詞彙就好像槍上了膛一般，咻咻咻地發射著「後現代」、「大敘事破碎」、「解構」，噼哩啪啦地用著自己都不確切知道的詞嚇唬別人。

柏拉圖大概是第一個有這種「負教學」想法的人，認為許多偏見已經障蔽了部分的思考能力，必須先去除這些偏見，真正地回到零，才能開始學習。所以我總是在開學第一堂課跟學生說：「請你們先忘記所有你們已經學過的哲學理論，回到面前的文字和我問的問題上面。」當我碰到學生對我發射「術語子彈」的時候，就會反問他：「你說柏拉圖提出理型論，你可不可以跟我說他在哪裡提出這個理論？你可不可以解釋獨立存有為什麼一定要獨立？」

在任何學問裡面，這些令人聽不懂的「術語」其實用起來很像在罵髒話，很有魄力，看起來很嚇人，卻沒有什麼意義。但也跟髒話一樣，因為本身沒什麼意義，所以非常好學，隨便看看維基百科或者問問谷歌大神就可以搜集一大堆。這些詞彙本身並沒有思想內容，更不代表任何知識，因此使用這些詞彙不代表有思想，更不代表理解背後的哲學問題。

問題導向的思辨教育在法國的哲學教育裡面根深柢固，這樣的傳統避免孩子死讀書。圖／法新社

為了避免學生們背誦這些空洞的哲學詞彙來應付考試，寫了一堆不知所云的名言錦句、警世名言來當作論說文，法國的哲學教育特別注重學生在寫自己的論點的同時，要把論點所討論的問題本身講清楚。記得自己修讀碩士、博士的過程中，撰寫論文時常寫得太忘我而預設讀者知道自己在處理什麼樣的問題，卯足了勁地寫著論證，每次都逃不過指導老師的法眼。老師每每強調，在開始論述什麼事情之前，一定要交代清楚這些論述背後的哲學問題是什麼，為什麼是個必須談論的問題。

台灣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們一定常常在寫作業或論文的時候聽到「問題意識」這四個字，老師、助教、學長姊總是會一再叮嚀寫報告一定要寫「問題意識」，只是很少人解釋清楚「問題意識」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這裡先談「問題」，還有為什麼在法國的哲學討論中這麼重視問題的呈現。

舉剛剛班上妙麗的例子來說，學生因為只學了一些哲學家的名言錦句和專業詞彙，所以脫口就會說：「自由就是不妨害他人權利」，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但如果我們不知道「權利」、「自由」、「妨害」確切來說在這句話裡面的意義，還有為什麼要用與權利的關係來界定自由，那麼不但句子非常空洞，而且更可能讓學生以為：「既然自由就是不妨害他人權利，那麼抗議或罷工都影響他人權利，所以我們沒有抗議或罷工的自由。」這就是為什麼把這些判斷句背後蘊含的問題說清楚，比堆疊術語更加重要；舉例而言，在這句「自由就是不妨害他人權利」背後，就反映著一個問題：「如果自由代表想做什麼都沒有限制，那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不是代表我有殺人、侵占財物、謾罵、暴力相向的自由？如果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自由，那人們好像就只是一群弱肉強食的野獸，社會也將蕩然無存，自由在這個意義下難道不等同於暴力？」

在背後問題變得明朗之後，才能夠說明為什麼「自由就是不妨害他人權利」這句話本身有意義，更能夠將自由與權利之間的關係看得更清楚。再更進一步探討，學生也許會意識到「抗議與罷工」是法律保障的權利而不是個人突發奇想而行的「自由」，不但「抗議罷工妨害他人權利，所以沒有這樣的自由」一說不攻自破，更反過來讓我們意識到反而是我們的言論、表達自由不應該妨礙了這些權利。

問題導向的思辨教育在法國的哲學教育裡面根深柢固，這樣的傳統避免孩子死讀書，用背誦的方式來學習哲學思想，以免養出了一堆學舌的鸚鵡。因此，開學的頭幾個月，總是有不少學生唸叨著這些成串的術語對老師們唸咒似地講個沒完，到了學期末就漸漸少了這樣順口溜似的作業或課堂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