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人物】野戰錄音到金曲獎 「生祥樂隊」 林生祥X鍾永豐 土地裡打磨詞曲 唱出庄頭裡的真實

「東有果樹滿山園／西至屻崗眠祖先／北接山高送涼風／南連長圳蔭良田／春有大戲唱上天／熱天番檨拚牛眼／秋風仙仙河壩茫／割禾種菸又一年／思想起 我庄圓滿／起手硬事 收工放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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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光線自舞台兩側漸亮，折射出林生祥側臉。撫著月琴，他以清亮歌聲彈唱出由鍾永豐作詞的〈我庄〉，隨著電吉他SOLO加入，鼓點、鈸聲交錯，林生祥和一干樂手在「臨暗拾伍＋貳週年紀念演唱會」現場，將眾人帶回到美濃鄉間。閉上雙眼，鼻尖彷彿還能嗅到青草味，一陣風吹來，挾沙帶泥的，和著微鹹汗水靠近。遠方近在咫尺。

「就一個寫文字的人而言，我想不出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出版方式。」坐在舞台邊的鍾永豐，陶醉地望著這個合作已25年的夥伴，吟唱出自己一再打磨過的歌詞。這不是他們的第一場演唱會，悸動卻一如往常，發生在每一次的現場。

再睜開眼，林生祥背著手站在美濃田邊，身後是他位處田中央的家。抓起月琴，他撥弄和絃畫出一條無形的線，和遠在台北、同樣出身美濃的詞人鍾永豐開始對話。身處南北異地的兩人，就這樣創作出一首首橫跨地域和語言隔閡的作品。自「交工樂隊」到「生祥樂隊」，從克難的野戰錄音和庄頭巡演，到邁入金曲獎殿堂拿下最佳樂團。25年間的從暗到明，一切都從美濃的土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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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伴侶的相遇

鍾永豐依稀還記得，1994那一年，林生祥騎著一台破爛的野狼125抵達家門前的樣子。當時的林生祥遠在台北淡江大學念書，耳聞家鄉有個男人正在為了反美濃水庫興建，發起一系列抗爭運動，他想了想，拿著自組的樂團「觀子音樂坑」表演積攢下的十萬塊，來到素昧平生的鍾永豐家門前，「十萬在當時不少啊，這人一口說要捐給我們當運動基金。」

站在家門前，鍾永豐看了看林生祥身後的破舊摩托車，記下了這個少年。卻沒想過打這個瞬間開始，兩人將走向長達25年的合作關係。「那時生祥創作的東西還比較停留在學生們會喜歡的那種音樂：民歌後期、加上一些前衛搖滾影響，但他的舉動讓我感受到這年輕人對自己家鄉有著某種熱血跟責任感。」

幾年後林生祥退伍，鍾永豐發現他開始會透過歌詞表達父母親作為農人的處境，「正好當時生祥想辦個巡迴台灣客家聚落的演唱會，我們就聯合幾個從事社區營造的朋友，幫他辦了七、八場巡迴，取名『過庄尋聊』。」演唱會規模不大，卻成功引起討論，也讓林生祥透過母語創作建立起和家鄉聚落的連結。

1998年，兩人正式開啟合作，以美濃反水庫抗爭運動為主題，共同創作出首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在立法院前慷慨地用客家母語唱出訴求，意外拿下兩座金曲獎，而後的《菊花夜行軍》《臨暗》等更接連為他們收獲兩座最佳樂團獎。

「永豐是個搞運動的天才，跟他在一起你永遠不會無聊。」憶起當年在美濃相識的畫面，林生祥說，彼時在台北的自己正陷入創作瓶頸，寫不出半點東西，「要不是永豐帶著我在美濃鄉間四處見世面，參加各種活動，我沒辦法有後來的創作能耐。」那段時間，林生祥首次發現自己成長的家鄉原來藏著這麼多沒見過的風景，農夫們除了種田、養豬，還有人專門在養青蛙；又如鄉長選舉，在台上的各出奇招，都讓他大開眼界，而後創作的〈阿欽選鄉長〉就如實傳達了那荒謬卻又草根的畫面。

「跟永豐到處跑、做各種政治說服的過程裡，我累積出對人和社會的觀察和資料庫。」好比政治人物分中央級民代、地方民代、立法委員、縣議員、鎮民代表和里長，每種人的臉孔和說話方式都不一樣，做不同工作的農夫也有著不同的性格和面貌，「這些都有助於後來我寫歌和做電影配樂時，會很直接地去想：這樣的人、這樣的長相、這樣的表達要配上什麼音樂才會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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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創作

合作25年來，鍾永豐說自己和林生祥其實不常見面，「都是逼不得已才會通一下電話。」通常一張專輯會由他發想整體概念，寫好詞後再傳給林生祥譜曲。「簡單說，我是擔任策劃和研發的工作。我會提出想法，藉一些音樂的例子討論我們可不可能搞出什麼有趣的東西。」拋出點子後，樂手們便開始彼此激盪做功課，專輯的總體概念於焉誕生。

反觀寫詞，那是截然不同的過程。對鍾永豐來說，寫詞和種田一樣，得先整地、觀察天候和市場，接著準備種子，一步一步都得踩穩。「依靠靈感是最不濟的一件事，你永遠不能靠靈感寫詞。但當你把整地這些工作準備好後，常常叮！一句話就出來了，那有時候就變成整首詞裡面的眼睛。」對於外界讚嘆他的文字精準、充滿畫面，他自承每一個字都是經過精細打磨，常常一早起床看昨日的東西不順眼，就再下手修整，滿意了才會寄給林生祥。

「其實我都不會說是『我』寫了什麼詞，而會說是『我們』一起寫了什麼詞。因為第一優先的讀者永遠是生祥，他就坐在我的額頭上看我寫的東西，那個讀者意識無形中會幫你做修正。當這種創作關係維持久了，你的身體裡面其實不是只有一個人，而是住了一整個樂團。」

面對這個像是親大哥的詞人夥伴，林生祥則笑說，兩人這些年間也非完全沒有矛盾，「該吵還是會吵，像有些歌詞如果我不好唱就會直說，但差不多進到中年以後，溝通上就變得很好了 。」對他來說，創作關係跟夫妻伴侶很像，「有時候要學會妥協。那比如我的個性比較陰柔，永豐比較陽剛，這在創作上也是一種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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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背影入創作

「你們不要照導航那個地址走，看到一個招牌後先右轉，左轉後再右轉才會看到。緩緩行不要急。」林生祥的家位在蜿蜒的田間小路裡，一不小心便可能錯過，他深知手機導航已迷昏過諸多來訪友人，未雨綢繆地先傳來訊息提醒。

三月底的美濃陽光已相當熾烈、稻田茂盛蔥鬱，一入門，就見林生祥站在廚房中島前沖著咖啡。從中島邊的紗門望出，田的後方映著一整片山，林生祥母親似乎剛結束農忙，手邊夾著斗笠，從遠方笑吟吟地走來。

林生祥和媽媽感情極好，他總稱媽媽為「林董」，性格爽朗，興致一來就翹腳喝起高粱，「我媽就像《天空之城》裡那個盜賊媽媽，她的樂觀跟開朗影響我很深。」踩著木屐、走進再熟悉不過的田埂間，林生祥回憶童年除了上課，就是跟著爸媽到田裡幫忙，拔草、採檸檬、採香蕉，再不就到豬舍幫忙洗豬、餵豬。年幼的他看著父母背影，知道他們辛苦，但從沒想過原因。

直到上了大學，淡江的學長帶著他讀各式小說，從黃春明、吳濁流到陳映真等，他在字裡行間嗅到了童年熟悉的味道，農活裡隱隱若現的現實與無奈，引發他的好奇。隨著讀了更多台灣農業的發展史，「我才意識到原來我的父母親一直處在結構性的困境裡，他們該獲得的利潤，很多都被當時的政府挪到其他地方。」這也呼應後來〈菊花夜行軍〉裡，鍾永豐寫下的那幾句口白：「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是我中華民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基本策略。」

大四那一年，正好是林生祥立志當個職業音樂人的關鍵年，在跟同學跑去賣了一整天的錄音帶後，他深覺自己不適合當個上班族，「我沒勇氣進去人家店裡推銷，一整天痛苦死了，一套都沒賣出去，最後乾脆跑到便利商店翻雜誌度過一天。那時我就知道我沒辦法每天規律地做同一件事。」

1994年，反美濃水庫運動正盛，林生祥便和當時「觀子音樂坑」的夥伴陳冠宇寫了首〈反水庫之歌〉，讀過的文字、童年的記憶，於此被他以旋律意象化，那成了他串起農業社會現象和音樂美學的開端，也是他首次將父母親的身影放入創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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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家庭的支持

但才華終究不能替他說服送自己上大學的農家長輩們。「我們家族裡沒出過半個做藝術創作的人，阿嬤那一輩又比較傳統，覺得玩音樂是下九流的事。」家中最有威嚴的是受過日本教育、二戰時還當過日本軍官的阿公，「比起說服我爸媽，開口跟阿公說『我想當個音樂人。』的困難度更高。」

二十多歲的林生祥，拽著褲腳的手掌滿是冷汗，眼前的阿公在聽完自己告解要去做音樂後，沒有說任何一句話。「他沒說好、也沒說不好，但我也不管了，1997年退伍後就上路展開巡迴了，想跟家人證明我有工作，不用擔心。」但就在回鄉第一場演出時，阿公到了門口，「他在現場發起長壽菸，告訴大家我是他的孫子，請大家要好好支持我。」

思緒回到眼下，林生祥笑了笑，那長輩式的間接關懷，溫暖地留在了他的心底。

「其實不只家裡長輩，一直以來台灣社會給我的支持也很多。」他仍記得「觀子音樂坑」的第一張專輯《過庄尋聊》剛做好時，有個苗栗的客家鄉親直接塞了五萬塊給自己：「這個給你拿去壓片，我要支持客家的創作。」而後《過庄尋聊》賣出的錢，用來做出《游蕩美麗島》，再得到的收入，拿去買錄音器材錄製《我等就來唱山歌》，「我第一次進錄音室錄作品已經是2015年，出道十七、八年後了，在這之前，全都是野戰錄音，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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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界拋棄的那一年

玩音樂的路上，磕磕碰碰的時刻少不了，沒有哪一個真正擊倒過林生祥，唯一一次，發生在2009女兒出生那一年。「其實在生小孩前，我從沒感受過所謂的經濟壓力，在我大學決定當音樂人時，我就知道我物欲要降到最低，也還好我在這部分算是天生麗質。」他笑說還在瓦窯坑的時期，從黑膠盒上的防塵蓋到木製小板凳，幾乎所有想得到的日常物品他都盡可能自己找材料手作。

婚後，因妻子有穩定工作，對金錢也淡然，彼此做好自己喜歡的事即可，誰知女兒出生時竟早產，醫生叮囑生祥夫婦最好自己帶，「協調後決定由我太太帶她，因為我演出的時間不長，結束後還可以趕回家幫忙顧。」但也因此，他開始感受到「一人要養活三人」的壓力。反常的是，那一年竟然一個演出也沒找上門。

「我那時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這麼努力，是那種連手指都暖好了才會上台的人，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到最扎實，為什麼人家有演出卻不想找我？」失眠的夜裡，他一條條列下自己可能的問題，最終他想：「大概是因為我很討厭在後台跟人家聊天，我總覺得那是在浪費能量，可能因此有不少人覺得我不近人情。」

某回，好不容易接到台北的演出，坐上捷運後，「突然間一個聲音告訴我，其實就是我自己在講：說『林生祥你真沒用，捷運車廂裡的每一個人都比你強，你拿那麼多金曲獎一點用處都沒有，你現在沒有收入，也養不活家人。』」他坦言當時有種被整個社會拋棄的感受，但現實卻讓他不得不挺起身面對。畢竟連在超市為女兒買米餅，明明只差三十元，仍得再三比價，「也是那時候我開始會去看什麼是錢，也慢慢改變自己在現場和其他人的互動，這樣一個個把表演找回來。」

如今，女兒已成他創作的重心之一，「她出生後，我寫了很多童謠，有了小孩以後，身心真的會變得很柔軟。」父女倆不時就在家裡放聲高歌，林生祥每晚睡前也一定要為女兒說個故事。「我的童年其實過得滿壓抑，有很多父權的東西存在，當然也有一些冤枉和委屈，透過照顧女兒的過程，某部分也療癒了我自己童年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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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看向自身

從「觀子音樂坑」、「交工樂隊」、「生祥與瓦窯坑3」再到「生祥樂隊」，林生祥一路的甘苦，鍾永豐看在眼裡，也經歷其中，「我跟生祥都是搖滾狂，我們都是那種會為了狂熱而活的人。」他認為「生祥樂隊」之所以能長成今天的模樣，不論創作厚度、樂手水準到演唱會技術水平都臻穩定，是整整花了十年努力才得。

「我得說，生祥確實不容易。音樂搞出一張兩張很厲害的大有人在，可是如何持續，是個不簡單的問題，很多有才華的人，三十歲以後還是要認識怎麼過平凡的日子，其實是很殘酷的事，那我能做的就是用好的創作來支持他。」為此，2009年曾任嘉義縣文化局長的鍾永豐果斷辭去公職，失業了五年，只為找回寫詞的力道，「官不能久當，否則你跟整個社會的感應能力會變差。」

這五年間，鍾永豐投入更多時間做田野調查和訪談，和林生祥創作出《我庄》《圍庄》及《野蓮出庄》三張專輯。「其實你說這一路來有沒有幫到什麼忙，或是會不會覺得對某些現況無能為力，我都不覺得這是重點。重點是我們寫的這些東西，能不能和地方上年輕人正在做的事情有些呼應。」

但鍾永豐認為，「『我庄三部曲』後該告別美濃了，我跟生祥也談過這個事情。」兩人聯手合寫了八張專輯，去面對彼此認為重要的事情，也去理清自己和跟家鄉間糾結不清的東西，「總覺得差不多了，前面都是跟家鄉、跟運動、跟朋友交代，我們還沒有真正寫過自己，所以下一張專輯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自傳性的東西 ，意義上也將會是我們的第一張專輯。」

月琴聲仍未止歇，美濃的風也還吹著，在這裡活過半世紀的兩人，自泥土裡起身，關於故鄉，耙掘地夠深了。走向等待著的夜行巴士，他倆拉拉衣角、樂器上背，下一個庄頭，也許就是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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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文專題－林生祥X鍾永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