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仁／永遠要回到小的場景，那是音樂出發的地方

張培仁身高189，讓身上的黑色T-Shirt變得更顯眼，那是他的公司街聲今年八月在圓山花博舉辦Park Park Carnival（下簡稱Park Park）的「趴T」。衣服背面設計簡單粗暴，詳列兩天音樂演出的團名，密密麻麻，光看就覺得喧嘩。「我好喜歡這件衣服。」距離活動結束已一個多禮拜，聽得出部分的張培仁還浸泡在音樂現場。

Park Park想說的意思是「公園裡停好車就唱」，概念直接但並不胡鬧，也可以說，張培仁作為台灣傳奇音樂行銷人——80年代在滾石音樂從企劃做到經理；90年代分別在北京和台灣成立魔岩唱片，為伍佰、楊乃文、張震嶽、熱狗等人打造經典唱片；2005年成立中子創新，催生掀起文青浪潮的Simple Life簡單生活節——就算胡鬧或許也有其原因。

行銷的立足點是看得精準說得巧妙，張培仁為Park Park進一步解釋：「它是Rookies Festival，不是Mature Festival。搖滾樂團都想上大舞台賺錢、演出，但不是每個人都足夠成熟做好這件事，你可能還不夠自信控制現場，還不足夠讓觀眾覺得你應該要高高在上。」於是Park Park邀請新銳表演者到公園人群裡，「它創造出來的場景就會很不一樣。」張培仁說，「讓音樂人找到粉絲，讓聽眾可以在這裡尋寶，就是街聲和Park Park的核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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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你最喜歡Park Park Carnival的地方？

我們有八個舞台，除了主舞台是主辦方策展，其他都是徵選。我覺得免費有它的美，每個音樂活動都有目標設定，Park Park是免費的，需要我們去募集贊助，但我們讓相對沒有那麼有知名度的人，也可以參與。不管你是誰，舞台前面都有很多人在看，大家來挖寶，那個感覺很強烈；也有經過挫折、暫停一陣的樂團，帶著再試試看的想法來演出，現場大爆滿。各種場景會讓你覺得，這個事情帶給音樂人、樂迷的養分和興奮是足夠多的。

Simple Life即將迎來20年，它溝通的訊息會有不同嗎？

期待是來來去去的。當時提出「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因為大家沒有發現自己可以做喜歡的事；現在每個人都在做喜歡的事，可是到底能不能讓它有價值，這是另外一件事。第一屆、2006年的Simple Life是網路盛行後的產物，web世代的需求形成市場，後來到2014、15年是iPhone智慧型手機普及後的時代，像草東沒有派對、血肉果汁機等，到了Park Park已經來到資訊過量、資源過少的時代。

這是人類文明沒有發生過的事。大家都擁有資訊可是沒有資源，加上疫情和短影音的出現，資訊跟畫面就顯得雜亂，這是這時代會有一陣子混亂的原因。但它是不是end of the world？我覺得definitely not。它還會再變，社會的心理需求也還會再變，有些東西的本質，比如音樂，是不變的。

你人生第一個自己創造的音樂場景？

我成長於戒嚴時期，沒有搖滾樂可以公開談論的時代。那時和平東路有一個地方叫常新樂器行，是當年的老搖滾樂團Rock City Band的團長崔可銓老師開的，喜歡搖滾樂的人都會到那聚會。我就是在那個樂器行，看到新聞說約翰藍儂被刺殺了，第二天我們一群人聚在那裡，想為搖滾樂做點事。第二天早上，我跟朋友在附近國畫店買了宣紙，上面寫「悼」，下面寫「Do you still get “imagine" up there, John Lennon？」，然後放一張專輯的封面，師大路的老外全部過來跟我們一起插香拜拜，一鞠躬、二鞠躬。那時我才十八歲。

長大過程中，台北還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音樂場景？

我當兵出來後，台北有個餐廳叫做「香頌屋」，在安和路巷子裡，很少搖滾樂青年會去，可是你會在那看到羅大佑或彭國華，我們也就喜歡在那邊混，感覺好像自己參與了什麼東西。「麥田書店」是詹宏志、陳雨航、羅大佑、李壽全等人一起開的，一開始賣唱片，我在那買了一張Pink Floyd的專題《Final Cut》，櫃檯裡面賣專輯給我的店員就是羅大佑。「長春藤法式餐廳」在麗水街，到現在還在，它的法式西餐很好吃，當時的地下室是我們一群人混的地方，台北那時有文化氛圍和美感的地方不多，你會看到侯孝賢在上面寫劇本，長春藤就在我家、我開的唱片行附近，那裡是真正的搖滾樂據點，我們在地下室絹印T恤，舒國治會去，金士傑會去，張大春到現在還會去，聚集邊緣青年跟有資歷的文青，是很有意義的地方。

做音樂、做場景、做生活方式，是不太一樣的事？

2000初離開滾石唱片，我的論述和思路，綜合過去的養分和經驗，慢慢傾向出一個方向，我常常講，文化創意產業是三件事：文化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會有它的審美和價值觀，進而刺激創作者產生作品，它會反射或是去批判這個審美和價值觀，最後才會進入產業的流程。所以如果你希望創作變得更好，或者產業變得更好，要做的事情是先去做生活方式，而不是去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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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想，如果音樂產業未來還有機會往前走，在舊的收益模式斷絕、新的模式未知的時候，不如先去做生活方式吧，讓「場景」出來。而要做的時候，我們又不希望走得太前沿，我們要跟大眾更接近，進步一公分，而不是一公尺，所以Simple Life一開始做的是很單純、天真的審美。

現在很多樂團因為活動多了，政府補助多了，商業演出多了，大家每天命跑去賺生活費，可是最終，音樂還是需要某個路線跟高度，它才能活得久、影響的更大。我相信生命會自尋出路，走到極端就會回到另一個起點，它是來回變動的，有很多人拼命演出賺錢，也還是有很多人安靜地把音樂做得很厲害，每一個人的生活背景不太一樣，所以處境也不同就是了。但大多數音樂人都會在乎，有沒有辦法把好的東西變成流行、讓更多人喜歡，說起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一路在做的都是這個事情，而不是等音樂人自己紅了，然後再去經紀他、透過他賺錢就好了，當然對很多經營者來說也不是不行，那是Fast Way，可是針對更新的音樂人，you have to do something。所以中子和街聲等於是一個創作者的生態系，讓音樂人可以從這裡成長，加速，放大，直到有變現能力。這是辛苦的事，可是，這事情好歹得有人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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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講到台灣音樂場景，你會想到什麼？

我想到的是消失的地下社會、小河岸留言，想到女巫店、海邊的卡夫卡、操場、revolver。當年地下社會沒了，對整個音樂產業是非常大的的損失。每個城市都要有容許頹廢的地方存在，人與人碰撞在一起，放縱做各種實驗性的東西，才會前衛才會進步，才會撞出憤怒或火花。

每一代的人都在創造屬於自己的場景，Live House是養成音樂創作的場景。每天持續發生的東西才是場景，每年一次的音樂節，它當然會聚眾會熱鬧，可是留下來的東西不一定像再小的地方那麼深刻。美國搖滾歌手、藍領搖滾教父Bruce Springsteen，他在只能容納幾百人的小劇場、持續出「one-man show」；有一次我去日本發現搖滾樂團Arctic Monkeys，他們當週末在日本武道館的萬人演唱會已經sold out，卻選擇在週五晚上跑去涉谷800人的小場地演出，他們的manager解釋：唱大場子是release energy，而唱小場子是gathering energy。我覺得這是音樂人該做的事，如果他依然在乎自己能不能跟當代的觀眾對話，永遠要回到小的場景，因為那是他出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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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500輯》Issue115「小的創作場景之必要」

我們在實體空間裡相遇交流，留存過程。相對於擁有一定資源和框架的藝文場館，小而自由的獨立空間，包容了各種質疑、嘗試、衝撞的可能性，常成為創作者探索養成與初起步的所在，是傳承經驗、孕育文化的重要土壤。此期專題透過各領域各世代創作者、空間經營者、行銷人、觀眾的視角，打開這些創意場景，關注它們微而深遠的影響力。也邀請你走進，與預料之外的有趣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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