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屢創拍賣天價的背後 衣淑凡：我們現在開始認識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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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1920年代初旅法華裔畫家、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中國畫家之一，締造藝術拍賣場的天價傳奇。畫家在1966年夏天貧病交迫地倒在巴黎工作室時，可能無法想像近30年後，能獲得一位願意投入半生的知音。

「蔣勳總說我是常玉的soulmate（靈魂伴侶）。」前蘇富比台灣區董事長、現任立青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衣淑凡，窮30年爬梳常玉斯人斯事，為常玉驚天的藝術成就增添人文歷史的厚度，更深更新的發現，讓世人重新認識在迭創拍賣紀錄之外的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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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刷新拍賣紀錄的常玉

1992年，衣淑凡開始接觸常玉，1997年時任台灣蘇富比拍賣官，幫常玉好友攝影師羅勃．法蘭克（Robert Frank）收藏的17幅常玉油畫進行拍賣，為這鬱鬱而終的畫家打開了國際藝術市場的大門。衣淑凡也發現：「常玉豐富了我的人生。」

之後，衣淑凡投入研究常玉，2001年主編由國巨基金會及大未來藝術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常玉油畫全集，2011年出第二冊，2014年出版素描與水彩全集，2017年版畫全集，2024年全新出版《常玉：生平與油畫全集》二卷，第一卷為生平傳記，第二卷為油畫全集，收錄321幅常玉已知油畫。《The Art Newspaper》將本套書評選為2024年春季即將出版的首選藝術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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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本本出版的背後，始自衣淑凡一個想法。她離開蘇富比後，注意到常玉不斷飆高的拍賣價格，「這個市場一直這樣對誰也不好，我的任務就是要平衡這點，我要整理他的生平，要把他變成一個我們可以認識的人。」她想問：「人們除了知道常玉作品在市場上不停創新拍賣紀錄之外，還知道什麼？」

常玉，1895年生於四川省現南充市的一個富商家庭，自小習畫，1920年赴法國留學，留居巴黎，可惜晚年不如意，最後潦倒辭世。

拍賣的紀錄，2006年，《花中君子》在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以2812萬港元成交；2009年，《貓與雀》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賣會以4210萬港元落槌；2011年，《五裸女》在香港羅芙奧春季拍賣會以1.28億港元成交，打破華人畫家油畫拍賣紀錄；2019年，《曲腿裸女》在香港蘇富比現代藝術晚拍中以1.98億港元售出，刷新個人成交價新高；《五裸女》重新登上拍賣場，在香港佳士得晚拍中以約12.1億新台幣成交，再創常玉油畫拍賣紀錄；2023年，《花毯上的側臥裸女》在佳士得20及21世紀藝術晚間拍賣以港幣1.87億成交（約新台幣7.55 億）。

衣淑凡說，《五裸女》1993年第一次拍賣只有400萬，到2019年已到12.1億，《八尾金魚》在1997年賣720萬，到2020年賣了6.8億，但是人們不了解這些表象背後的常玉，她認為：「在這種狀況下，市場沒辦法持續成長。我們必須把他的生平挖出來，要更了解他的生活與藝術。」

融合東西方的常玉

《常玉：生平與油畫全集》第一卷封面，常玉站在屏風畫作前，手裡拿著的是毛筆。這張照片，充分說明其融合東西方的特色。

「常玉的畫會讓人想到中國美學的本質、文人的精神。」衣淑凡說，20世紀初，全球的動蕩不安引進了現代主義，而現代主義為所有藝術家帶來挑戰，逼迫他們尋找新的藝術語言，許多人選擇從自身的文化歷史尋找靈感，常玉也不例外，「我們看到他將傳統中國元素融入他的現代表現中，除了欣賞他的作品之外，我們似乎可以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他在作品中融入了一些我們對於文化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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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淑凡與團隊往回爬梳。發現常玉於1917年留學日本，隔年就有兩幅水墨畫登上日本藝文雜誌《書道及畫道》，一幅題為《秋江歸帆》，署名「戊午春常玉筆」，另一幅沒有標題。如此珍貴的史料，衣淑凡很早就聽說，直到2022年才委託在東京的學生去各圖書館查找常玉資料，從茫茫書海中撈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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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22歲這樣年輕的時候，已顯現出對線條、書法的熟稔程度，衣淑凡說：「這也能理解為何他1920年到巴黎後會以水墨畫裸女，因為裸女對他而言是陌生的，可是水墨跟線條，他有把握。」常玉以水墨畫裸女，似乎是新鮮嘗試，但只要看過他在水墨和書法上的造詣，就不難理解這對他來說是多麼理所當然。

常玉到巴黎沒多久後，即很確定不想回中國，想以藝術家的身分在當時的藝術之都揚名立萬。衣淑凡說，對常玉來說，西畫是全新的語言，幸好他有豐富的文化背景刺激創作，融合中西。

例如，常玉受元代畫家倪瓚影響的「一河兩岸」，巧妙地把中國元素融在西畫裡，早年畫的水彩畫《柳樹》是一河兩岸，發展到後來，如《雙馬》、《牧童與水牛》，都是一河兩岸的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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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油畫常借用傳統中國藝術手法，例如常見於漆器工藝、磁州窯及印璽篆刻中的刮痕法，如其重要作品《白瓶婚禮花盅》，婚禮花束非常法國傳統，但桌布上的主題很中國風，在三層油彩上進行雕刻，以露出底層的黑色，不但顯示線條的美，也使得畫作更具獨特的層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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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球拍與執筆為文的常玉

常玉在寫給好友法蘭寇的信中說：「這就是我未來的生活，我相信我可以靠乒乓網球賺錢。」

乒乓網球是常玉的發明。他熱愛網球，本身也是網球好手，早在1920年代後期便結合乒乓球與網球，構思出乒乓網球，球場長530公分，寬250公分，網高40公分，使用的球類似乒乓球但尺寸稍大，木製球拍則介於乒乓球和羽毛球拍之間。

1936年四月30日，顧維鈞就任中華民國駐法大使，隔天晚上在《費加洛》報社舉行上任後的第一場活動就是乒乓網球表演賽。常玉或許因為緊張，很可惜敗於網球冠軍佩利札之手，這則新聞上了報紙。

常玉繼續推廣乒乓網球，還特地在1936年前往柏林奧運請願將乒乓網球納入四年後的東京奧運，可惜1940年的奧運因戰爭停辦，他仍繼續舉辦公開賽事，藉此維持是項運動的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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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網球在常玉的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長達40年的時間內，他從未對自己的發明失去信心，雖然剛推出時前景看好，可惜終究未能蔚為風氣，即使如今風行的匹克球（pickleball）有乒乓網球的影子，但常玉在世時，乒乓網球仍是一場徒勞。

衣淑凡說：「這項混搭運動的命運或許暗喻了常玉的一生，他的藝術也是不同類型的混合，縱使受到肯定，可惜缺乏天時地利。無論在藝術或乒乓網球上，常玉終其餘生都未能闖出一番成績。」

常玉在乒乓網球上找出路，未嘗不是想緩減靠藝術維生的壓力，可是人在異鄉，除了金錢，還要面對歧視，常玉在拿畫筆之外，也執筆寫文章。

1946年三月，《行動：法國獨立週報》刊登常玉對1944年電影《龍種》的評論。他在文中寫到自己看另一部辱華電影《Wang Fou》時的感想：「我感到難堪、羞愧，覺得鄰座觀眾都盯著我。離開影廳的時候，人們對我投來仇恨的目光。一個女人咕噥著：『齷齪的中國人！』我嚇壞了。」這篇文章首次顯露常玉身為一個旅法華人在歐洲感受到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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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之「難得」

正因為理解了常玉的其人其事，再細看作品，可以發現許多「難得」。三月中旬台北一場「藏家經典」常玉專展就彙集了許多「難得」。

衣淑凡20多年前看過《盆中白葉牡丹》的黑白照，直到2018年這幅作品面世時，前往巴黎親眼見證這幅「彷彿已認識幾十年」的畫，經過科學檢測報告、來源資料，確認是真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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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畫的前妻Marcelle，當時兩人成婚才一年，不懂書法的女人覺得男人素描好快，就愛上了，男人便畫了這幅素描，之後再變成油畫送給女人。但這段婚姻只維持三年，後來他畫《黑白雙馬》，各向一方，也可以推測是指這段婚姻。

常玉321幅已知油畫中，僅有兩幅親自命名，而經紀人侯謝在他的藏品中，僅為三幅畫作命名，其一是Toutou畫像，Toutou是一隻狗，這是侯謝替常玉找來的工作，為貴婦的狗畫肖像。最初常玉畫了在椅子上的躺姿，貴婦不答應，只好重畫一幅坐姿。畫的簽名是1930年七月，有簽名、有日期、有名字，又是一幅難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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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常玉提交《三裸女》參加Hallmark舉辦的賀卡設計選拔，但三個裸女顯然不適合做賀卡，不過細看可見畫的左上角寫了三個「女」字（姦）。衣淑凡說：「外國人看不懂，可是他覺得好玩。」

此外，常玉也畫荷花，這因緣來自張大千。據衣淑凡考證，從一幅張大千創作於1960年的女子水墨肖像，可證實兩人於1955年在巴黎見過面；1961年，張大千在賽努奇博物館展出知名的六連屏潑墨大作《巨荷》，正是由常玉設計展覽目錄。

張大千評論說：「常玉是最早留學法國的西畫家，有中國馬諦斯的稱號，他的資格比趙無極要老得多了，只是脾氣特別古怪。」常玉在設計覽展圖錄的過程中，也受到《巨荷》的啟發，創作了自己的荷花。目前張大千與常玉的荷花都收藏於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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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撈針 蒐尋大師藝術足跡

衣淑凡為常玉編全集，大海撈針一樣找出很多文獻。「海底撈針」不是誇張形容，這是衣淑凡自1998年離開蘇富比後就開始的漫長工程，第一件事就是去巴黎訪談認識常玉的人，在1997至2000年三年間尋到10人，取得第一手資料。她在1998年見到已94歲的常玉前妻Marcelle，又於1999年去一趟南充，見到常玉老家親戚，蒐集各種瑣碎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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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部分，那個年代還沒有數位化，衣淑凡只能從常玉的故交、圖書館、收藏家處找照片和文獻。

除了文獻補足生平外，衣淑凡還要做到最完整的全集，「全集來自於法文字catalogue raisonné ，要把一個藝術家的全部作品集中起來，來源、在哪裡出版、在哪裡參展，是確認每一幅畫的護照。」全集最穩定的三角：風格、來源、科學檢測。

首先是風格分析，衣淑凡將常玉321幅油畫以年份或年代時間排序，就可看出常玉藝術發展的進程，可以看到他從最初的書法，到晚年又回到水墨勾勒。藉由風格分析，看多了，就會認出作家的畫，就好像常玉的馬和裸女，雖是不同的形體，但其實用的都是同一種表達形式。

來源，也就是確認作品的出處及收藏歷程是否合理。作品背面可能有沙龍展的戳記，報章雜誌或有刊登常玉作品的藝評或展覽資訊，從任何蛛絲馬跡去認證。

科學檢測最基本的就是紅外線、紫外線及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FTIR），油性或水性媒材的特質在檢測之下無所遁形，藉此找出肉眼看不見的痕跡，例如鉛筆或炭筆打的底稿、修復的痕跡，甚至是塗掉重畫等創作歷程。有些作品塗掉重畫，是為了要節省材料，這也讓人想到常玉以一般畫家不常用的三夾板作畫，一樣是迫於經費。

衣淑凡感謝許多收藏家支持，願意讓她的團隊對約百幅畫進行紅、紫外線檢測，「一層層剝開，看到常玉在非常西方的表達方法中用了一些傳統中國元素，又這麼有藝術地把傳統跟現代融合一起，看到他的才氣和用功，也看到他的辛苦。就很感人，就會想更了解他。」

衣淑凡說：「最早的全集是一種學術的研究，至今變成市場的工具。我們對此感到不安，但認知我們的責任和義務，因此要嚴守風格、來源與科學檢測的分析。」

與常玉神交30年 大功初成

衣淑凡的工作室裡一面「常玉牆」，就是30年來她與常玉的神交，「30年，幾乎就是半生，說起來有點可憐，有多少人一輩子除了婚姻外，就是交給一個人。」她笑，與常玉同天生日，大概是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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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衣淑凡眼裡，常玉是堅持、用功與有點古怪的人。在巴黎奮鬥那麼多年，餓著肚子作畫，捨不得買地鐵票就走路兩小時，如何不是堅持？1925到1965年的40年間參加近50個展覽，每一次都要用心準備，自然夠用功；而古怪，張大千這麼說了，且貴公子到巴黎十年左右就因家長兄長辭世而斷了金援，落難成落魄畫家，古怪也不意外。

可惜，學校美術教育沒提常玉，世人不知常玉、或誤認為女畫家，而知道常玉的人又多半只限於不斷飆高的拍賣價。

衣淑凡說，隨著藝術市場的擴大和成長，藝術品不幸從簡單的欣賞變成投資的商品，而投資就需要做一些交代，我們在亞洲收藏西方現代藝術，是因為有許多美術館舉辦展覽、許多學者研究，這些學術性的探討提供了參考資訊，教育人們有足夠的資訊和信心去收藏，建立健全的藝術市場。

但是衣淑凡對於「常玉品牌化」的現象有憂心：「藝術市場是不能靠品牌生存和成長的。常玉有市場，可是他目前更像是大家想要的品牌，這樣的市場是無法持續的。」所以現在要開始真正研究他，開始了解他，真正懂得欣賞他。

衣淑凡的祈願是：「我們要想辦法努力讓更多人認識他，不再說常玉是『中國的馬諦斯』，而是有一天會出現『德國的常玉』、『西班牙的常玉』、或者『法國的常玉』。」如此，才不枉為常玉的靈魂伴侶。